[轉貼]:一個時代的剪影—–漢 (作者:金立揚)
一、開國
高祖提劍入咸陽,炎炎紅日升扶桑;光武龍興成大統(tǒng),金烏飛上天中央。
――三國演義篇終詩
公元前202年,劉邦稱帝,漢朝開國。
登基六年后,劉邦回到故鄉(xiāng)沛縣,與父老鄉(xiāng)親縱酒狂歡。酒酣,高祖一邊擊筑,一邊唱起自己即興創(chuàng)作的歌:“大風起兮云飛揚,威加海內(nèi)兮歸故鄉(xiāng)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!”這就是著名的大風歌。如后人評價的:“高祖《大風》這歌雖止于二十三字,而志氣慷慨,規(guī)模宏遠,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(yè)之氣?!边@里有勝利者的豪邁,有開國君主的躊躇滿志。在志得意滿之余,這位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平民皇帝也坦率地道出了一份期待和不安。是的,當他環(huán)視這個剛剛建立的國家,他的眼神一定是憂慮的。
當時的社會,民生凋敝,百廢待興。戰(zhàn)國數(shù)百年的血戰(zhàn)之后,接踵而來的是秦朝殘暴的統(tǒng)治,隨后又是秦末的大規(guī)模戰(zhàn)爭,大戰(zhàn)七十,小戰(zhàn)四十。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感嘆:“初作難,發(fā)於陳涉;虐戾滅秦,自項氏;撥亂誅暴,平定海內(nèi),卒踐帝祚,成於漢家。五年之間,號令三嬗。自生民以來,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。”當時人口銳減,“大城名都散亡,戶口可得數(shù)十二三”。財物耗竭,“民失作業(yè)而大饑饉,凡米石五千,人相食,死者過半” ,“自天子不能具醇駟,而將相或乘牛車”。
當時的政治也極不穩(wěn)定,危機四伏。高祖五年(公元前202年),燕王臧荼反。七年,韓王信投降匈奴,以兵攻太原。十年,陳豨與王黃、曼丘臣反,自立為代王,叛亂波及華北全境。十一年三月,梁王彭越反,同年七月,淮南王英布反。十二年,又有燕王盧綰反。除了內(nèi)憂,還有外患。翦伯贊在《秦漢史》如此描述:“當漢高祖削平天下、統(tǒng)一中原、得意洋洋、擊筑高歌之時,四周諸種族已經(jīng)把中原文化區(qū)域包圍得水泄不通了。……這些蠻族中,最成為中原種族之威脅的是北方的匈奴。因為它們具有強大的武裝,而又接近中原種族政權的中心?!?在劉邦率軍平息韓王信的叛亂時,被匈奴冒頓單于四十萬精騎圍于白登,狼狽不堪,七日之后才得以解圍。
更糟糕的是,這個政權缺乏任何意識形態(tài)上的合法性。從上古開始,君王就是受命于天,并且與英雄的氏族領袖血脈相承。夏王族的祖先大禹是“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”,立下了治水的不世之功。至于商朝的始祖契幫助大禹治水有功,封於商。他的出生頗為奇異,“天命玄鳥,降而生商”。周同樣如此。傳說中有一個女子叫姜原,踏到了巨人的腳印,懷孕生下了孩子,周的祖先后稷就誕生了,成為教民耕稼的農(nóng)業(yè)始祖。秦呢?《史記》記載:“秦之先,帝顓頊之苗裔,孫曰女修。女修織,玄鳥隕卵,女修吞之,生子大業(yè)?!眮砺吠瑯硬环病?/p>
那么,漢高祖是什么呢?什么也不是。傳說他出生時母親夢與神遇,他的長相隆準而龍顏,他所居之處常有云氣,這是后來的附會,當時要以此服天下,恐怕太難了。而且,他的家族世系實在沒有值得夸耀的。劉邦之父稱劉公,其母稱劉媼,連個象樣的名字都沒有。他手下的功臣大將,大多出身卑微,蕭何、曹參為縣政府小吏,陳平是屠夫出身,韓信是無業(yè)游民,樊噲、周勃、灌嬰各以屠狗、織薄、販繒為業(yè),黥布、彭越曾為盜賊,高祖自己做官只做到了亭長。
在這種情況下,漢朝要在如此廣大的地域中建立一個統(tǒng)一的國家,實現(xiàn)長治久安,沒有成功的先例可循。周的分封制,以宗法親情為基礎,但是時間一長,親族的情誼和君臣的名分便難以為繼,最后走向了春秋戰(zhàn)國的自相殘殺。秦的郡縣制,實行中央集權,采用嚴刑酷法,結果二世而亡,似乎也不可行。秦朝滅亡的幽靈一直徘徊在長樂宮和未央宮中。
在漢以前,中國雖然有夏、商、周三個朝代,但從來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民族國家。如張光直所言:“夏商周三代的關系,不僅是前赴后繼的朝代繼承的關系,而且一直是同時的列國之間的關系。從全華北的形勢來看,后者是三國之間的主要關系,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國之間勢力強弱的浮沉而已?!钡綉?zhàn)國時代,散落在華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個諸侯和部族逐漸整合,形成戰(zhàn)國七雄,但是他們之間“田疇異畝,車涂異軌,律令異法,衣服異制,語言異聲,文字異形”。就文化而言,在當時的華北,主要有齊魯文化和三晉文化之分。錢穆先生曾指出:“東方齊魯學人,大率尚文化,重歷史,其學風對象,以整個社會為主。重一般之人生,不以狹義的國家富強為出發(fā)點。故其議論思想,往往求為整個社會謀徹底之改進?!薄爸寥龝x之士,則其目光意氣,往往僅限于一國,僅以謀其國家富強為基準。其思想大體,僅為因利就便,趨于目前之功利而止。故其議論,往往尚權力而薄文化,重現(xiàn)實而輕歷史?!?/p>
三晉即趙、魏、韓三國,著名的法家人物多出于此。而把三晉文化發(fā)揮到極致的,則是經(jīng)過了商鞅變法的秦國。秦人貪狠趨利,嚴刑峻法,不事虛浮,力行耕戰(zhàn),具有極強的開拓性,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機器和一支勇猛善戰(zhàn)的軍隊。東方的齊國是另外的一番面貌。齊國政治上始終沒有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,經(jīng)濟上采取的是以商業(yè)促進流通、以消費促進生產(chǎn)的管仲之術,思想上則由國家建立稷下學宮,讓諸子百家自由爭鳴。在南方,還有一個曾自豪地宣稱“我蠻夷也”的楚國。楚國政治上混同夷夏,文化上浪漫、瑰麗、熱烈,信鬼好祠,重神厚巫,富有激情和想像,大異于中原。
這些國家都有定鼎天下的實力和氣魄。秦國就不用說了。齊國歷來國力強盛,號稱“東秦”。戰(zhàn)國末期,齊國兩個月就攻破燕國,占據(jù)燕都三年。后又舉兵滅宋,南割楚之淮北,西侵三晉,欲并周室而君臨天子,此時齊國已走在武力統(tǒng)一天下的路上,距秦始皇一統(tǒng)海內(nèi)不到七十年。只不過一招不慎,被燕國的名將樂毅聯(lián)合其余五國打了個措手不及,后雖復國,但是一直閉門養(yǎng)疴。楚國地廣千里,帶甲百萬,直到滅亡前,楚國的銅鐵產(chǎn)量仍然是最多的。楚國民眾有忠君報國的傳統(tǒng),對秦國懷有深仇大恨。直到最后,楚國國勢衰微之時,秦國還是傾全國之力才把它拿下。
公元前221年,秦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(tǒng)一的國家,“車同軌,書同文,行同倫”,儼然有建立千秋帝國的氣象。但是,對原來的山東六國,雖能收其地,收其民,卻始終未能收其心,最后只好使出了焚書坑儒的手段。六國的遺民們滿懷仇恨,各各懷著復國的夢想。當陳勝吳廣首先起義對抗暴秦時,齊魯?shù)娜迨苛⒓簇摽资现Y器,往歸陳勝,委質為臣,孔子的后代孔甲還做了陳勝的博士,最終與其同死。而在楚國旗號下的軍隊,以劉邦、項羽為代表,終于打入關中,實現(xiàn)了“楚雖三戶,亡秦必楚”的讖言。
各自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(tǒng)和鮮明的文化特色,彼此之間又積怨甚深的中華民族各個區(qū)域集團,能否在同一個政權內(nèi)相安無事,甚至相互認同,也決不是一個輕松的問題。
上述所有的問題,漢代都給出了答案。這些答案是如此的成功,以至影響了中國兩千年。
漢代建立了“霸王道雜之”的統(tǒng)治模式。外儒內(nèi)法,禮法并重,德刑兼用,既避免了秦嚴刑酷法帶來的苛暴,同時又避免了純用儒術可能導致的迂闊柔弱,既有政治理想,又有行政技術,做到了剛柔相濟,維護了社會的基本秩序和長期穩(wěn)定。
漢代在經(jīng)濟上確立了重農(nóng)輕商的基本政策,民生迅速恢復。經(jīng)過文景之治,“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,國家亡事,非遇水旱,則民人給家足,都鄙廩庾盡滿,而府庫余財。京師之錢累百巨萬,貫朽而不可校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,充溢露積于外,腐敗不可食。眾庶街巷有馬,阡陌之間成群,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”。這也許只是對盛世景象的描繪,至于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一般水平,有學者測算,從西漢末到東漢后期,每個農(nóng)業(yè)勞動力年產(chǎn)糧2000斤,每個農(nóng)業(yè)人口每年口糧486斤,全國每人每年占有糧食640斤。從漢以來的兩千年,我國農(nóng)業(yè)雖然有所發(fā)展,但農(nóng)業(yè)勞動生產(chǎn)率、每個農(nóng)業(yè)人口的口糧數(shù)和全國每人平均占有的糧食數(shù),仍在漢代已經(jīng)達到的水平上徘徊。
漢代又實現(xiàn)了區(qū)域文化的大融合。西漢定都長安,承襲秦制,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。同時,漢高祖來自楚地,本人好楚聲、楚舞、楚衣、楚辭,其功臣舊將也多為楚人。楚地的文化遂北上,對漢代精神影響深遠。從兼容并包的氣度,尚巫尚赤的習俗,鋪陳夸張的漢賦,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黃老之術,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。漢初,叔孫通起朝儀,陸賈獻《新語》,之后漢武帝尊儒術,山東齊魯之學又澤被全國。盡管漢代依然存在區(qū)域風俗上的差異,但是各地逐漸超越了歷史傳統(tǒng)、文化傳承和血緣基因的差別,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認同感。
漢代把受到華夏文化浸潤的、居住于廣闊土地上的人民,摶成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民族,一直延續(xù)到今天。從此,這個民族就以“漢”自稱。
在漢代,華夏民族剛剛經(jīng)歷了創(chuàng)造力勃發(fā)的軸心時代。他象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,有著無限的好奇心和無窮的自信心。春秋戰(zhàn)國的百家爭鳴,積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。同時,他又剛剛走出血與火相滌蕩的上古時代,保持著原始的野性和活力。如今四海一統(tǒng)、民生恢復,這個精力旺盛的年輕民族終于擺脫了內(nèi)部的自相殺伐,內(nèi)求鞏固,外求擴張。中華大地的面貌從此發(fā)生了永久的改變,亞洲的格局為之一新,余波一直沖擊到遙遠的西方世界。正如高祖在《鴻鵠歌》中所唱:“鴻鵠高飛,一舉千里。羽翮已就,橫絕四海?!?/p>
二、武功
伏波惟愿裹尸還,定遠何需生入關。 莫遣只輪歸???,仍留一箭定天山。
――李益 塞下曲
大凡一個偉大的民族,都是在與強敵的殊死搏斗中誕生或崛起的。百年戰(zhàn)爭勝利的號角,宣告了法蘭西民族的興起,此后幾個世紀法國一直是歐洲大陸的中心。打垮了稱雄一時的蒙古金帳汗國和瑞典王國之后,俄羅斯民族開始走上建立世界帝國的道路。西班牙無敵艦隊折戢沉沙,英國人成為海洋上新的霸主,打開了日不落帝國之門。北美英屬殖民地獨立戰(zhàn)爭的勝利,標志著美利堅民族從此屹立于世。而漢民族,則是在與匈奴民族長達四百年的殘酷戰(zhàn)爭中,最終確立了日后2000余年在東亞大陸的軸心地位。
牧民族和農(nóng)耕民族的作戰(zhàn),是世界古代史的永恒主題。一般來說,農(nóng)耕民族對于游牧民族,可以抵御之,甚至戰(zhàn)勝之,卻難以徹底征服之。游牧民族居住于廣漠的塞北苦寒之地,高緯度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、暴風雪、饑餓、疾病、蚊叮蟲咬、極艱苦的勞動和無休止的征戰(zhàn),無情地淘汰著弱者。游牧人從小在馬背上長大,不需要訓練即可作戰(zhàn),“士力能彎弓,盡為甲騎”。而且居無定所,飄忽不定,“利則進,不利則退,不羞遁走?!标隋e給漢文帝的奏折中就點出了這種困境:“胡人食肉飲酪,衣皮毛,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,如飛鳥走獸于廣野,美草甘水則止,草盡水竭則移。以是觀之,往來轉徙,時至時去,此胡人之生業(yè),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。今使胡人數(shù)處轉牧行獵于塞下,或當燕、代,或當上郡、北地、隴西,以候備塞之卒,卒少則入。陛下不救,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;救之,少發(fā)則不足,多發(fā),遠縣才至,則胡又已去。聚而不罷,為費甚大;罷之,則胡復入。如此連年,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?!?/p>
漢初,匈奴已經(jīng)發(fā)展成為東起遼河、西逾蔥嶺的統(tǒng)一的游牧帝國。單于為全國最高首領,下有左右賢王、左右谷蠡王、左右大將、左右大都尉、左右大當戶、左右骨都侯,所有部眾皆以十進制分為24個萬騎,萬騎之下,又設千長、百長、什長。古代制約游牧民族強大的最重要因素,分裂和內(nèi)亂,已經(jīng)不存在。這樣組織嚴密、地域遼闊的游牧帝國,農(nóng)耕民族通常難以抵御,更別說消滅了。但是漢軍居然把這不可能的事給做成了。雖然曾有平城之圍的困頓,和親的屈辱,但從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開始,漢軍即展開了史詩般的絕漠遠征,連續(xù)打了兩百多年,終于復九世之仇,徹底拖垮了這個龐大的草原帝國。
時在元朔五年(前124年),漢軍發(fā)起漠南之戰(zhàn)。車騎將軍衛(wèi)青率軍出朔方,長途奔襲五百里,把匈奴右賢王打得其措手不及,狼狽北逃。漢軍俘敵1萬多人,騎兵部隊初試鋒芒。此戰(zhàn)解除了匈奴對京師長安的直接威脅,為漢軍建立了向大漠深處進攻的戰(zhàn)略基地。
元狩二年(前121年),漢軍又發(fā)起河西戰(zhàn)役。20歲的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(甘肅臨洮),越過焉支山一千余里,穿過五個匈奴王國,斬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,俘獲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。同年,霍去病再出隴西,越過居延海(內(nèi)蒙古額濟納旗)兩千余里,殺虜三萬余人?;羧ゲ∫荒曛袃纱螜M穿河西走廊,如入無人之境,徹底掃除了匈奴在河西地區(qū)的勢力。匈奴為此悲歌:“失我祁連山,使我六畜不蕃息;失我燕支山,使我嫁婦無顏色。”匈奴被迫撤到大漠以北,靠千里流沙為屏障,惟求自保。
但是漢武帝決不善罷甘休。元狩四年(前119年)春,衛(wèi)青、霍去病各率騎兵5萬深入漠北,尋殲匈奴主力,步兵三十萬殿后。衛(wèi)青出定襄一千余里,與伊稚斜單于的匈奴主力軍團展開決戰(zhàn)。漢軍在漫天風沙中隊形不亂,紀律嚴明,匈奴騎兵大敗,伊稚斜單于只帶少數(shù)人向北突圍逃走。霍去病則率領“敢力戰(zhàn)深入之士”出代郡,長驅兩千余里,殺虜七萬余人,左賢王所部主力幾乎全部被殲。霍去病乃封狼居胥山,登臨翰海,祭告天地,慶祝勝利。從此“匈奴遠遁,漠南無王庭”。
到東漢初年,匈奴已經(jīng)分裂成南北兩部,南匈奴歸降中國,北匈奴則依然為患。永元元年(公元89年),車騎將軍竇憲出朔方,度遼將軍鄧鴻出五原,南匈奴單于出滿夷谷,在涿邪山(蒙古戈壁阿爾泰山)會師,向北深入瀚海沙漠三千余里,到稽落山終于捕捉到北匈奴主力。北匈奴主力崩潰,北匈奴單于向西逃走,親王以下一萬三千人被殺,八十一個部落共二十余萬人投降。竇憲就在燕然山(蒙古杭愛山)上,豎立石碑,紀念這次空前的勝利。隨軍出征的班固寫下了氣壯山河的《封燕然山銘》:“四校橫徂,星流彗掃,蕭條萬里,野無遺寇。...躡冒頓之區(qū)落,焚老上之龍庭。上以攄高、文之宿憤,光祖宗之玄靈;下以安固后嗣,恢拓境宇,振大漢之天聲。”
兩年后(91年),漢軍再接再厲,企圖一舉消滅已經(jīng)極度衰弱的北匈奴汗國。征西將軍耿夔、司馬任尚出居延塞(內(nèi)蒙額濟納旗),帶領精騎窮追五千余里,在金微山(蒙古阿爾泰山)下,大破匈奴軍,俘獲閼氏,斬名王以下五千余級,盡獲其珍寶財畜。單于倉皇逃走,不知去向。北疆和西域的北匈奴勢力被徹底拔除。
漢朝對匈奴的全勝,有其國大民富、兵器尖利的因素。其實,這些優(yōu)勢,歷代中原王朝無不擁有,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,宋朝就是一例,但宋卻先敗于遼,再敗于金,最后亡于蒙古,連小小的西夏都搞不定。宋所缺少的,是一種強悍的精神力量。
漢匈戰(zhàn)爭中漢軍發(fā)起的所有關鍵性戰(zhàn)役,有一個共同特點,即以大規(guī)模的騎兵兵團為核心,勞師遠征,長途奔襲,直搗龍庭,除惡務盡。兩千年前的北方大漠,沒有道路,沒有地圖,沒有現(xiàn)代交通工具,沒有沿線補給,有的只是饑渴、嚴寒和漫天的黃沙?!笆者^沙磧,終朝風不休。馬走碎石中,四蹄皆血流?!痹趪揽岬淖匀缓褪妊膹姅趁媲埃瑵h軍格斗而死的,疾病而死的,饑寒而死的,數(shù)以萬計。但是漢軍依然義無反顧,一次又一次出塞千里,一掃胡塵,所依托者,是全民族的尚武風氣和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。
兩漢特別是西漢時期,戰(zhàn)國時代的總體戰(zhàn)遺風猶存,兵民不分,有事則人盡可兵,事畢則兵盡還民。《漢儀注》中說,民年二十三為正,一歲為衛(wèi)士,一歲為材官騎士,習射、御、騎、戰(zhàn)陣。每年秋后,各地要進行訓練、比武、考核。貴族子弟或者家世清白的子弟(良家子)則可以加入期門羽林,擔任皇室警衛(wèi)。上至封君列侯,均有從軍義務,即使是丞相之子也在戍邊之調。當時,濃烈的尚武之風彌漫全國。伏波將軍馬援有言:“男兒要當死于邊野,以馬革裹尸還葬耳?!备F困潦倒的貧民依然擁有一把利劍,“出東門,不顧歸;來入門,悵欲悲。盎中無斗米儲,還視架上無懸衣。拔劍東門去,舍中兒母牽衣啼。” 平民擁有兵器是如此廣泛,以至于“灑削”(磨劍、修劍削)也能成巨富,司馬遷曾為之慨嘆:“灑削,薄技也,而郅氏鼎食。”
今天屬于溫柔之鄉(xiāng)的江南一帶,當時的民風卻比北中國還要強悍,“吳越之君皆好勇,故其民至今好用劍,輕死易發(fā)”。學富五車文質彬彬的儒者,一樣習武知兵。景帝時期的經(jīng)學名家轅固得罪了喜好黃老之學的竇太后,被扔進了野豬圈,轅固手持利刃,“下圈刺豕,正中其心?!彼抉R相如自幼練習擊劍,東方朔則以劍術自負?;适屹F胄也決沒有生長于深宮婦人之手的文弱,狩獵、比武甚至搏獸是他們共同的喜好。以搏獸而論,漢武帝“好自擊熊豕”,能“手格熊羆”。昌邑王劉賀登基后,驅馳北宮、桂宮,“弄彘斗虎”。廣陵王劉胥有勇力,常于別囿學斗野熊,能空手搏之,熊“莫不絕脰”。
那時的人們,有一種聽之見之則征服之的氣概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蠻力?!妒勒f新語·言語》中有一段話對比了魏晉人與秦漢人精神氣質的巨大差異:“荀中郎在京口,登北固樓望海云:雖未睹三山,便自使人有凌云意;若秦漢之君,必當褰裳濡足”。面對未知的、廣闊的、無限的世界,面對艱苦的戰(zhàn)斗和艱難的人生,后世的中國人或遠觀,或麻木,或逃避,或沉溺于奢靡之中。漢人則不同,他們馬上就會行動起來。如蒯通所言:“猛虎之猶豫,不若蜂蠆之致螫;騏驥之跼躅,不如駑馬之安步;孟賁之狐疑,不如庸夫之必至也?!甭犝f海上有仙人,他們的船隊就拔錨起航,連皇帝也數(shù)次三番地泛舟于萬頃波濤之上。聽說遙遠的西邊有寶馬,有財富,有其他的文明,漢朝的使節(jié)、軍隊和商人就源源不斷地奔赴無邊無際的沙漠和群山。
于是有了博望侯張騫的鑿空西域。張騫和他那支小小的隊伍,在既無經(jīng)驗,又無補給,強敵攔路的情況下,毅然決然地向那茫茫不可測的大漠挺進。他被匈奴扣留了十一年,娶了匈奴妻子,但是一旦逃出,還是繼續(xù)向西,一直在阿姆河流域找到大月氏國。在漢代,象張騫這樣的人,決不是少數(shù)。張騫出塞百余人,惟二人得還,可謂九死一生,但是史書記載:“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,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,求使?!蹦莻€時候,漢人把所有已知的世界上天入地求之遍。聽說從四川有道路可以通往身毒(今印度)和西域,漢人就翻越崇山峻嶺,冒著熱帶瘴氣節(jié)節(jié)挺進,滅且蘭,降滇國,定七郡,拓地千里。聽說西邊有個強國叫大秦,甘英就一路跋涉到波斯灣,而漢朝的海船則一直航行到今天的印度和斯里蘭卡。
于是有了冠軍侯霍去病的“有氣敢往”。公元前 123年,年僅18歲的霍去病第一次帶兵出征,即“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(shù)百里赴利”,斬首捕虜兩千多人,殺死匈奴單于祖父,生擒單于叔父,出奇制勝,勇冠全軍。后來,匈奴渾邪王謀降漢,霍去病前往迎接,渾邪王部將看到漢軍陣容嚴整,心存疑懼,許多人不想投降了,紛紛逃遁?;羧ゲ≡俅物@出其“敢深入,常與壯騎先其大軍”的剽悍勇猛,當機立斷,一馬當先,馳入匈奴軍中,斬其欲亡者八千人,渾邪王遂降?;羧ゲ∫簧械脑S多戰(zhàn)斗,都是不帶輜重,在敵人深遠的后方尋找、追擊、毀滅,這是農(nóng)耕民族的游牧軍隊,是冷兵器時代的閃電戰(zhàn)。李白稱頌道:“天兵照雪下玉關,虜箭如沙射金甲。云龍風虎盡交回,太白入月敵可摧?!遍L驅直入,摧枯拉朽,是之謂也。
于是有了貳師將軍李廣利的兩征大宛。聽說大宛(位于今費爾干納盆地)有漢血寶馬,漢武帝派人以重金求之。大宛欺漢朝遙遠,不但不給寶馬,反而誅殺漢使。太初元年(公元前103年),大將李廣利率漢軍出征討伐。這是中國迄今為止最遠的遠征,據(jù)《劍橋中國秦漢史》測算,目的地距離長安在5000公里以上。遠征軍開始出師不利,潰退回玉門關。漢武帝大怒,“使使遮玉門,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!”第二年,經(jīng)過增援的漢軍再次咬牙越過茫茫大漠,沿途屠輪臺,滅郁成,大宛殺王獻馬出降。這次勝利,武帝頓全國之力,“損五萬之師,靡億萬之費,經(jīng)四年之勞”,換來幾千匹寶馬。漢帝國從此聲威大震,西域諸國望風披靡。
于是有了史不絕書的漢使立功絕域的故事。孤懸萬里之外,身處敵國之中,漢朝的使節(jié)依然能夠以單車輕騎,斬名王,定屬國,布國威于四方。元鳳四年(公元前77年),傅介子率吏士40人智斬樓蘭王,改國名為鄯善國。漢宣帝元康元年(公元前65年),馮奉世出使西域,聽說莎車國發(fā)生政變,漢使被殺,當機立斷,不待奏聞朝廷即調集各國兵馬,一舉攻克莎車都城,重立莎車王。建昭三年(前36年),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興師,越過蔥嶺,誅殺郅支單于,傳首長安。元延二年(前11年),段會宗以輕兵深入烏孫,誅烏孫太子蕃丘。至于定遠侯班超,在投筆從戎以后,率三十六人號令諸國,橫行西域三十一年,五十余國悉皆納質內(nèi)屬,其人其功,更是震古爍今。
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,漢軍雖然不是職業(yè)軍隊,但是戰(zhàn)斗力是驚人的。晁錯就指出,如果下馬以劍相搏,強悍的匈奴人絕非漢人對手。陳湯說:“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,何者?兵刃樸鈍,弓弩不利。今聞頗得漢巧,然猶三而當一?!?武帝時期,將巴蜀罪人伐越國,募天下死罪擊朝鮮,赦京師亡命攻昆明,發(fā)天下謫民和惡少年征大宛,這些都不是正規(guī)部隊,但征騎一出,無不如志。李陵以五千步卒對抗單于親自帶領的八萬鐵騎,硬是挺了八天之久,擊殺匈奴騎兵上萬人。最具有傳奇色彩的是東漢將軍耿恭的故事。從永平十八年(公元75年)到建元初年(公元77年),他帶領不到百名士卒,在北匈奴數(shù)萬騎的圍攻下堅守疏勒城(今新疆喀什)達兩年之久,殺敵數(shù)千百計,鑿山為井,煮弩為糧,終無異志。后來酒泉和敦煌的漢朝援軍越過深丈余的積雪,歷盡艱辛抵達疏勒城下,漢守軍見援軍相與痛哭,此時城中僅余二十六人。
除了大規(guī)模的野戰(zhàn),漢代也修長城,而且修了兩萬里,是有史以來最長、最遠的長城。與歷代長城不同,漢代長城不僅是防御的屏障,更是前進的基地。隨著軍事上的節(jié)節(jié)勝利,漢人把長城從酒泉修到了玉門關,再修到鹽澤(羅布泊),甚至計劃一直修到天山和塔里木盆地。在萬里邊防線上,漢軍步步為營,“五里一燧,十里一墩,卅里一堡,百里一城”,構筑起一個進可攻、退可守的強大要塞體系。后來,漢政府又在輪臺和渠犁實行軍事屯田,繼而又深入到莎車、車師前王國乃至烏孫境內(nèi)。在離家鄉(xiāng)數(shù)千里的哨卡和屯田區(qū)里,漢代戍卒或者幾十人一隊,面對著大漠冷月,忠實地守望著帝國的安寧,或者一手持劍,一手扶犁,靜靜地等待著下一次出擊。
已經(jīng)很難復原漢代出塞遠征士兵的日常生活了,盡管他們每一個人的經(jīng)歷都是一段傳奇。至于漢代邊塞的戍卒,隨著二十世紀現(xiàn)代考古學的興起,隨著居延漢簡等一批古代文獻的出土,這些士兵的面貌開始慢慢清晰起來。據(jù)史學家考證,他們官兵地位相對平等,后勤保障充分。他們紀律嚴明,具有高度的專業(yè)化水平,所有的衣物、馬匹、武械、日?;顒泳靸缘怯?,學習、訓練、考核極為嚴格。他們保持著昂揚的戰(zhàn)斗意志,“聞烽舉燧燔,皆攝弓而馳,荷兵而走,流汗相屬,唯恐居后,觸白刃,冒流矢,義不反顧,計不旋踵,人懷怒心,如報私讎?!?/p>
自然,他們也有喜怒哀樂。其中有對建功立業(yè)的憧憬,“出身仕漢羽林郎,初隨驃騎戰(zhàn)漁陽。孰知不向邊庭苦,縱死猶聞俠骨香?!庇姓鞣叩暮肋~,甘延壽、陳湯誅殺郅支單于后的上疏可為代表:“臣延壽、臣湯將義兵,行天誅,賴陛下神靈,陰陽并應,天氣精明,陷陳克敵,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。宜縣頭槁街蠻夷邸間,以示萬里,明犯強漢者,雖遠必誅?!庇袆倮院髮推缴畹钠笈?,霍去病的詩道出了他們共同的心聲:“四夷既護,諸夏康兮。國家安寧,樂未央兮。載戢干戈,弓矢藏兮。麒麟來臻,鳳凰翔兮。與天相保,永無疆兮。親親百年,各延長兮”。當然也有別離的痛苦,一首漢詩寫道:“結發(fā)為夫妻,恩愛兩不疑。歡娛在今夕,燕婉及良時。征夫懷往路,起視夜何其。參辰皆已沒,去去從此辭。行役在戰(zhàn)場,相見未有期。握手一長嘆,淚為生別滋。努力愛春華,莫忘歡樂時。生當復來歸,死當長相思?!?/p>
無論如何,這些普通士兵改變了亞洲,也改變了世界的格局。在漢匈以國運相賭的漫長而殘酷的戰(zhàn)爭中,他們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,掃除了中原民族數(shù)百年的邊患,打通了絲綢之路,捍衛(wèi)了中華文明。據(jù)有的史學家推測,匈奴被擊敗遠遁之后,出現(xiàn)在東歐平原,引發(fā)了歐洲大規(guī)模的民族遷徙浪潮,最終導致了羅馬帝國的滅亡,歐洲的古典文明為之中斷一千年。除此之外,漢軍在整個東亞大陸四面出擊,縱橫馳騁,所向披靡, “屠大宛之城,蹈烏孫之壘,探姑繒(西南夷之一種)之壁,籍蕩姐(西羌之一種)之場,艾朝鮮之旃,拔兩越之旗,近不過旬月之役,遠不離二時之勞,固已犁其庭,掃其閭,郡縣而置之,云徹席卷,后無余災”。從白山黑水到中亞綠洲,從冰封的貝加爾湖到南方的熱帶叢林,都感受著中國的軍威國力,接受著中原文明的輻射。中華民族的基本疆域由此奠定。
三、治道
青蓋作鏡四夷服,多賀國家人民息,胡虜殄滅天下服,風雨時節(jié)五谷熟,長保二親得天力。
――漢鏡銘文
漢代的政治社會制度,是在吸取了秦王朝教訓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。漢代對此有頗為一致的認識。陸賈認為秦“以刑罰為巢,故有覆巢破卵之息”,“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”。賈誼說:“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,德澤亡一有,而怨毒盈于世,下憎惡之如仇讎,禍幾及身,子孫誅絕,此天下之所共見也”。漢初董仲舒更是明確指出:“教,政之本也;獄,政之末也?!?“道者,所由適于治之路也,仁義禮樂皆其具也。故圣王已沒,而子孫長久安寧數(shù)百歲,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?!?因此,漢代極為重視禮治和教化。以孝道為核心,以儒術飾吏事,漢代逐漸建立了一個相當完備的教化體系。
一則有以德化民的官吏。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,官吏出身儒家的越來越多,他們在儒學思想導引下,自覺追求三代的王道之治。西漢有名的循吏黃霸,他“力行教化而后誅罰”,“使郵亭鄉(xiāng)官皆畜雞豚,以贍鰥寡貧窮者。然后為條教,置父老師師伍長,班行之于民間,勸以為善防奸之意”。漢宣帝稱贊他:“潁川太守霸,宣布詔令,百姓向化,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,田者讓畔,道不拾遣,養(yǎng)視鰥寡,贍助貧窮,獄或八年亡重罪囚,吏民向于教化,興于行誼,可謂賢人君子矣。”到東漢,這樣的循吏就更多了,寇恂、賈復、伏湛、魯恭、楊仁、劉寬、杜林、杜詩、張湛、張霸、鮑昱等等,均“教化行而治功立”,不可盡數(shù)。
二則有基層的民間組織。在高祖二年,在縣、鄉(xiāng)設置三老?;莸鬯哪?,在全國推行孝悌力田復其身的政策。漢文帝指出:“孝悌,天下之大順也。力田,為生之本也。三老,眾人之師也”。這些人并非朝廷官吏,不受俸祿,但起到了表率作用,教化鄉(xiāng)里,調解糾紛,達成基層自治。他們德高望重,地位很高,不但可與地方官吏以事相教,還可直接上書皇帝。漢武帝太子死后,“上怒甚,群下憂懼,不知所出”,此時上書要求給太子恢復名譽、最終使“天子感悟”的就是壺關三老。
三則有國立教育系統(tǒng)。從漢武帝時代開始,國家建立太學,作為“教化之本原”。太學生的數(shù)量,漢武帝時約五十人,昭帝時一百人,元帝時為一千人,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。王莽時代繼續(xù)擴建,一次就曾經(jīng)興造校舍“萬區(qū)”。東漢末年,太學生數(shù)量超過三萬人,京師形成了大學區(qū)?;鶎拥墓W校則設到了聚一級(鄉(xiāng)以下),如平帝元始三年詔曰:“立官稷及學官, 郡國曰學,縣、道、邑、侯國曰校;校、學置經(jīng)師一人。鄉(xiāng)曰庠,聚曰序;序、庠置孝經(jīng)師一人?!币灾痢八暮V畠?nèi),學校如林,庠序盈門”。
教化之盛行,以東漢為甚。東漢的功臣多近儒,光武帝“本好學問,非同高帝之儒冠置溺”,“雖東征西戰(zhàn),猶投戈講藝,息馬論道”。東漢不但出現(xiàn)了一大批注重禮儀教化的官吏,而且出現(xiàn)了無心仕宦、卻熱心鄉(xiāng)里教化的地方士紳。東漢人對仁孝和名節(jié)的重視,中國歷史上罕有其匹。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指出:“三代以下,風俗之美,無尚于東京者?!?/p>
所有這一切,似乎都在實現(xiàn)儒家的最高理想。然而,以朱熹為代表的宋儒卻并不領情。朱熹認為,漢代根本代表不了三代的理想:漢唐時代“并無些子本領”,“全體只在利欲上”?!叭蕴炖硇?,漢唐以人欲行?!边@部分道出了歷史的真實。在漢代,儒家更多是裝飾性的,骨子里只有法家才是根本的治國之策。在儒家溫情脈脈的面紗下,是法家冷峻無情的面容。一味尊崇儒學,容易流于柔弱和迂腐,只有法家才能帶來穩(wěn)定的社會秩序,高效率的行政體系和強盛的國力軍力。漢代皇帝對此有非常清醒的認識。漢元帝做太子時,曾說他父親宣帝“持刑太深”,主張起用儒生。宣帝生氣地說:“漢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雜之,奈何純?nèi)蔚陆蹋弥苷??且俗儒不達時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于名實,不知所守,何足委任!”并嘆道:“亂我家者,太子也!”
漢承秦制,法網(wǎng)嚴密。高祖曾約法三章,盡除秦苛法,其實只持續(xù)了很短的一段時間。丞相蕭何在秦六律的基礎上,新增加了戶、廄、興三律,此為《九章律》。后又有孫叔通的傍章十八篇,張湯的越宮律二十七篇,趙禹的朝律六篇,合稱“漢律六十篇”。此外,還有令、科、比,作為對律的補充。到武帝時,“律、令凡三百五十九章,大辟四百九條,千八百八十二事,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。文書盈于幾閣,典者不能遍睹”。
有意思的是,漢代很多名儒都有自己的法律著作。據(jù)《晉書·刑法志》記載:“叔孫宣、郭令卿、馬融、鄭玄諸儒章句十有余家,家數(shù)十萬言。凡斷罪所當由用者,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,七百七十三萬三千二百余言?!眱蓾h時期,還出現(xiàn)了律學世家,有的開帳授業(yè),門生多至千余人。杜周、杜延年父子分別擔任武帝和宣帝時的御史大夫,都有律書傳世,被稱為大杜律和小杜律。東漢郭弘習小杜律,授徒常數(shù)百人,此后數(shù)世皆傳法律。沛國陳咸在西漢時“以律令為尚書”,其后五代講習律令。這種律學世家到曹魏以后便成絕響。漢代明法(通曉法律)是做官的重要途徑,靠律學做上大官的很多,西漢張湯、趙禹都以刀筆吏位至九卿,東漢郭弘一族至廷尉者七人。到唐宋試士雖有明法一科,已經(jīng)不為時人所重。明清八股取士,法律更加無人問津。法律家淪為刀筆吏,為世人所輕蔑。
在執(zhí)法上,漢代多有剛正不阿之士,甚至敢于與君權相對抗。張釋之以“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”,面駁文帝,堅持按法行罰;樊鯈不顧漢明帝發(fā)怒,據(jù)理力爭請誅明帝之弟廣陵王荊;東漢桓帝時,中常侍張讓權勢熏天,李唐卻依法誅殺了張讓之弟野王令張朔?!妒酚洝贰ⅰ稘h書》和《后漢書》都專門開辟了酷吏傳,這些酷吏有以法營私、濫捕濫殺之徒,但是多數(shù)則與法合一,與公無私,廉潔自守。第一個酷吏郅都“為人勇,有氣力,公廉,不發(fā)私書,問遺無所受,請寄無所聽”,“行法不避貴戚,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”。趙禹“為人廉裾,為吏以來,舍無食客。公卿相造請,禹終不行報謝,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,孤立行一意而已”。劉秀的姐姐湖陽公主的奴仆白日殺人,董宣趁其為湖陽公主外出駕車時當街殺死,光武帝寬恕了他,但是讓他向向公主叩頭謝罪,“宣不從,強使頓之,宣兩手據(jù)地,終不肯俯”。
根據(jù)瞿同祖的研究,因為蕭何制定的漢律多襲秦舊,一經(jīng)頒布,極難修改,因此雖然有春秋決獄,有章句注釋,法律條文基本上還是體現(xiàn)了先秦法家“不別親疏,不殊貴賤”的精神。到魏晉以后,儒家終于有機會按照自己“親親”、“尊尊”的理想訂立法律, “八議”入律, “五服”治罪,按照等級和身份的不同區(qū)別刑罰輕重,法律的公正和社會的正義蕩然無存。而在漢代,王侯大臣犯罪,照樣“令與眾庶同黥、劓、髡、刖、笞傌、棄市之法”。
以稱霸天下為最終目標的法家,具有鮮明的事功精神。秦國“立民所欲,以求其功”,在軍功爵制的激勵下,全國民眾厲行耕戰(zhàn),整個社會徹底導入富國強兵致霸的軌道。賞罰主要看功勞,看斬獲的敵人首級,對后世儒家看得高于一切的個人道德操守,可以在所不問。漢代大體延續(xù)了秦的賞罰作風,有功則賞,有罪必罰。李廣利征大宛事成,雖然其間私罪頗多,但是“萬里征伐,不錄其過”。李廣縱有天大的名聲,沒有戰(zhàn)功就是不封侯。張騫通西域立下了蓋世的功勞,后來打匈奴誤了期限,立即貶為庶人。大行王恢擊匈奴,大司農(nóng)張成伐東越,畏敵不前,殺無赦。
漢代在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上,同樣有鮮明的事功精神。漢代是一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時代,其選官制度,既不像春秋以前純?nèi)粡馁F族選拔官吏那樣狹隘,也不像宋以后單憑四書五經(jīng)取士的科舉制度那樣死板。兩漢選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有察舉和征辟兩種。察舉就是從鄉(xiāng)里到郡國、再從郡國到朝廷由下向上推選人才。察舉既重德行,也注重經(jīng)世致用。除了孝廉、茂才、賢良方正、文學等常備科目外,還有明經(jīng)(通曉經(jīng)學)、明法(通曉法律)、治劇(治理難治的郡縣)、兵法、陰陽災異等臨時規(guī)定的特殊科目。察舉之后,還要經(jīng)過考試,始能量才錄用。征辟則是一種自上而下選拔官吏的制度,主要有皇帝征聘與公府、州郡辟除兩種方式,有先秦禮賢下士之遺風。如果被征者堅不應命,不能強制;既征之后,地位不同于一般臣僚,大都待以賓禮。所以,朝廷官員中不全是追名逐利之徒,而多有不阿上意、正直賢良之士。
對于從多種渠道選拔上來的人才,漢代有一個完整的培養(yǎng)和考核程序。通常先在中央做郎官,當皇帝的警衛(wèi)和秘書,參加朝廷政策的討論,增長見識,開闊眼界。之后又派到地方政府經(jīng)受吏事歷練,參與實際事務,再論功選拔。所以,漢代官吏是莊重嚴肅、精明強干的行政官員。漢官威儀,古今艷稱。后世那些只會吟詩作賦的官吏,“平日靜坐談心性,臨危一死報君王”,在漢代的官僚體系中是沒有容身之地的。
漢代在征收賦稅、役使民力上也毫不留情。武帝一朝,征騎四出,軍費浩繁,賦稅尤為苛重。如算賦,自十五到五十六歲,每人出錢一百二十。如口賦,自七歲到十四歲,每人出錢二十。如貲算,每人貲萬錢。除了賦稅,還有徭役。漢制,民年二十三開始服徭役,先是在郡縣服役一個月,謂之“卒”;再調至京師服役一年,謂之“正卒”;再屯邊一年,謂之“戍卒”。往來徭戍者,衣裝自備。更有時常進行的遷民實邊之舉,動輒十萬人,屯田則一直屯到了中亞。故當時以為漢力役之征,“蓋三十倍于古”。即使如此,人民少有怨釁。有史學家感嘆,漢代百姓是中國歷史上最能盡國民義務的。
凡此種種,我們都可以看到當年掃平天下的秦帝國的影子,所以歷來秦漢并稱,國力強盛,軍威赫赫,俱為一世之雄。當然,漢帝國決不是秦帝國的簡單重建。除了重視教化,以德輔刑,漢代對秦代制度進行了大幅度的改良,在政治和社會制度上有許多自己的特色,成為一個剛柔相濟的帝國。漢代延續(xù)四百年,對內(nèi)能夠保持長期的社會穩(wěn)定,對外能夠進行強有力的擴張,絕非偶然。
那時的皇權,遠遠沒有象秦國那樣絕對專制,也沒有象明清那樣籠罩一切?;实勖坑熊娬笫?,多通過朝議決定。參加朝議的除了文武百官,還有“以言語為職,諫諍為官”的大夫、博士、議郎。許倬云先生曾經(jīng)生動地描述了漢廷朝議的場景:“一開會,殿上面坐的是幾百個大官小官,殿底下,庭里邊一站,也可以站上兩三千人,每個人都可以發(fā)言的。今天我們還有一個實際的討論會記錄在,討論鹽和鐵該不該公賣?《鹽鐵論》中就有許多名不見經(jīng)傳的小官與郎的發(fā)言。從漢朝其他零零碎碎的記錄里也可見常常有站在庭里面的郎發(fā)言,皇帝照樣聽他的,發(fā)言完了大家討論,如此全國的各種事情都可以傳到中央?!?/p>
與后世相比,漢廷風氣質直。漢代官吏以“面折廷爭”聞名,甚至對皇帝也不留情面。御史大夫周昌當面稱劉邦為“桀紂之主”,馮唐批評漢文帝不能任用人才:“陛下雖得廉頗、李牧,弗能用也?!奔橱鰟t在滿朝文武面前指責武帝“內(nèi)多欲而外施仁義”。臣下的奏折也少有忌諱。賈誼的《治安策》,劈頭就說:“臣竊惟事勢,可為痛哭者一,可為流涕者二,可為長太息者六。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,難遍以疏舉?!?谷永上書指責漢成帝:“陛下獨違道縱欲,輕身妄行,當盛壯之隆,無繼嗣之福,有危亡之憂,積失君道,不合天意,亦已多矣。為人后嗣,守人功業(yè),如此,豈不負哉!” 這種直言還延及皇帝的先祖。漢昭帝曾下詔,要給漢武帝立廟。群臣大議庭中,長信少府夏侯勝提出:“武帝雖有攘四夷、廣土境之功,然多殺士眾,竭民財力,奢泰無度,天下虛耗,百姓流離,物故者半,蝗蟲大起,赤地數(shù)千里,或人民相食,畜積至今未復;無德澤于民,不宜為立廟樂?!比撼继嵝阉骸按嗽t書也”。夏侯勝說:“詔書不可用也。人臣之誼,宜直言正論,非茍阿意順指。議已出口,雖死不悔!”
與之相應的是,漢朝皇帝對直言之士多能施以禮遇。每逢選召人才,必召“能直言極諫者”。周昌罵了劉邦,劉邦反而對他更加忌憚。對汲黯,漢武帝的態(tài)度是:“古有社稷之臣,至如汲黯,近之矣!” 以至于“大將軍青侍中,上踞廁視之。丞相弘宴見,上或時不冠。至如見黯,不冠不見也?!惫扔郎狭四欠葑嗾?,漢成帝大怒,第二年卻“征永為太中大夫,遷光祿大夫給事中”。那位痛責武帝的夏侯勝,雖獲罪下獄,但馬上被放出,被任命為諫大大給事中。至于象司馬遷的《史記》,把開國皇帝寫成流氓加無賴,把雄才大略的當朝天子寫成一個暴君,后世恐怕是難以想象的。
在漢代,丞相制起著制約君權、補救專制的重要作用。漢初陳平這樣說丞相(宰相)的作用:“宰相者,上佐天子,理陰陽,順四時;下遂萬物之宜;外鎮(zhèn)撫四夷諸侯;內(nèi)親附百姓,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?!?漢代尤其是西漢的丞相地位很高,皇帝對丞相禮遇隆重。凡拜相,天子臨朝,六百石以上的官員皆得朝會。凡丞相進見,皇帝得離坐;丞相病重,皇帝得親臨問疾,并遣使送藥;丞相死后,皇帝親自吊唁。丞相對皇帝詔命若有不同意見,可拒絕執(zhí)行或面折廷爭。漢惠帝死后,呂后欲諸呂為王,右丞相王陵當面抵制:“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:‘非劉氏而王者,天下共擊之’。今王呂氏,非約也?!本暗塾夂笮滞跣艦楹睿┫嘀軄喎驁詻Q反對,只好作罷。哀帝想要加封董賢食邑二千戶,丞相王嘉封還詔書,拒不執(zhí)行,開臣下“封駁之制”之先河。一般而言,皇帝是世襲的,難以保證個個都是明君英主,丞相不是世襲的,可以任人唯賢。只要丞相制能夠正常運作,就有望彌補君權世襲之弊。明以后,丞相之制徹底廢除,官僚機構疊床架屋,效率低下,而絕對君權的恐怖和黑暗漸漸籠罩天下。漢代則丞相多能選賢任能,總管政府運作,對有漢一代的治世,功莫大焉。
另一方面,董仲舒的“天人感應”學說,又為制約君權提供了超驗力量?!胺矠漠愔?,盡生于國家之失。國家之失,乃始萌芽,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。譴告之而不知變,乃見怪異以驚駭之。驚駭之尚不知畏恐,其殃咎乃至”。那時的王公貴族,對天具有真正的敬畏。公元前178年發(fā)生了日食,漢文帝為此下詔說: “朕聞之:天生民,為之置君以養(yǎng)、治之。人主不德,布政不均,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。乃十一月晦,日有食之,謫見于天,災孰大焉!膚獲保宗廟,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,天下治亂,在予一人,唯二三執(zhí)政,猶吾股肱也。朕下不能治育群生,上以累三光之明,其不德大矣。令至,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,匄以啟告聯(lián),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,以匡朕之不逮。”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詔。漢武帝的輪臺罪己詔,“深陳既往之悔”,也非常有名。后來,武帝更加明確地向群臣宣告:“朕即位以來,所為狂悖,使天下愁苦,不可追悔。自今事有傷害百姓,糜費天下者,悉罷之?!睗h武帝這樣說了,也這樣做了。此后,如果遇到天災日食,皇帝下詔罪己漸成制度,《漢書》里可以稱得上“罪己詔”的,宣帝有八次,元帝有十三次,成帝又有十二次。不僅皇帝要罪己,作為政府最高官員的三公,遇到天災也要引咎辭職。《漢儀注》中說:“有天地大變,天下大過,皇帝使侍中持節(jié)乘四白馬,賜上尊酒十斛,牛一頭,策告殃咎。使者去半道,丞相即上病。使者還,未白事,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?!本褪钦f,此時丞相需要稱病辭職甚至自裁。漢成帝時,天災頻頻,宰相翟方進收到了皇帝賜給的酒和牛,當日就自殺謝罪。又如元帝永光元年,隕霜殺稼,天下大饑。丞相于定國,大司馬、車騎將軍史高、御史大夫薛廣德,同時以災異告老還鄉(xiāng)。明帝永平十三年,日食,三公均免冠自劾。這些行為無疑有濃厚的迷信色彩,但不管怎樣,一有災異,或罪己,或辭職,客觀上使得皇帝和高級官吏保持了一種誠惶誠恐、兢兢業(yè)業(yè)的心態(tài)。董仲舒的學生眭弘曾以災異上書,請求昭帝“禪以帝位,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,以承順天命”。到哀帝時,又有甘忠及夏賀良提出,“漢歷中衰,當更受命”。這種篤信天命而建議皇帝退位的事情,只有漢代人才做得出。
在漢代,國家對于救災極為認真,救災方式多種多樣,或者減免租賦,或者行假貸或急賑,或轉運糧食到災區(qū),或減百官俸祿,或大量由災區(qū)移民他處,或賣爵以入錢,或令民輸粟于國家以除罪或以居之。翻開兩漢史書的帝王紀,這樣的記載比比皆是。對于流民,則要求“所之郡國,謹遇以理,務有以全活之”。東漢和帝時期,因為連年地震、旱蝗,朝廷兩次下令開放“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,恣得采捕,不收其稅?!?漢代往往還在災荒之年在全國或部分地區(qū)頒布臨時性的禁酒令,以節(jié)約糧食。如漢景帝中三年“夏旱,禁酤酒”,和帝永元十六年,“詔兗、豫、徐、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,禁沽酒” ,順帝漢安二年冬十月,“禁沽酒,又貸王、侯國租一歲”,等等。
有代表性的救災行動是平帝元始二年。當青州一帶出現(xiàn)大旱和蝗災之際,從三公、卿大夫到普通吏民為百姓獻其田宅者有二百三十人。人民財產(chǎn)不滿二萬以及受災之郡人口不滿十萬的,免除租稅。官府清空邸第,醫(yī)治生病的災民。對于有死亡的家庭,賜予安葬費用。遷徙貧民,賜予田宅什器,借給農(nóng)具和耕牛種食。又在長安城中廣建住宅,以居貧民。
漢代還特別重視保護鰥、寡、孤、獨之人,即今天所謂的弱勢群體。漢宣帝曾下詔:“鰥、寡、孤、獨、高年、貧困之民,朕所憐也。前下詔假公田,貸種、食。其加賜鰥、寡、孤、獨、高年帛。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,毋令失職?!眱蓾h時期,皇帝不時遣使“循行天下,存問鰥、寡”,經(jīng)常下詔“加賜鰥、寡、孤、獨、三老、孝弟、力田帛”。每年春季對鰥寡孤獨貧窮進行救濟,是一以貫之的基本國策。對于老人,以孝治天下的漢政權尤其重視。到了七十歲,國家賜給老人鳩杖,“上有鳥,使百姓望見之,比于節(jié),吏民有敢罵詈毆辱者,逆不道。”老人可以自由進入官府,可以走天子專用的馳道,在市場上做買賣可以不收稅,觸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訴。
漢代賦稅、徭役雖重,田租卻很輕。戰(zhàn)國時孟子曾說過:“什一而稅,王者之政”,但是漢代的稅額只有十五稅一,自漢初景帝決定只收田租之半之后,實際上是三十稅一。漢文帝時,曾全部免收田租十一年之久,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。漢代在改良刑罰也邁出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步。漢初一個小女子緹縈上書,要求以身贖父罪,促成漢文帝決心廢除肉刑,從此,“當髡者為城旦、舂;當黥者髡鉗為城旦、舂;當劓者笞三百;當斬左止者笞五百”。漢景帝時候,又把笞五百的改為三百,笞三百的改為二百。
漢代物質文明非常發(fā)達。漢代的事功精神,使得人們不僅關心天道的哲理、世道的治理和人道的倫理,而且關心各種實用技術。漢代發(fā)明了紙,西漢時期就有了麻質纖維紙,東漢的蔡倫改進了造紙術,大大加速了文化的傳播。漢代完成了農(nóng)具與兵器的鐵器化,把中國推入了鐵器時代。漢代用炒鋼法冶煉熟鐵的技術,歐洲直到18世紀中葉才開始出現(xiàn),而球墨鑄鐵直到20世紀40年代才在世界其他地方發(fā)展起來。漢于一世紀前發(fā)明了舵,為航海技術上的偉大成就,早歐洲千余年。中國古代傳統(tǒng)的醫(yī)、農(nóng)、天、算四大學科,都在漢代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體系。醫(yī)學方面有《神農(nóng)本草經(jīng)》和《傷寒雜病論》,農(nóng)學方面有《汜勝之書》,在算學方面有《周髀算經(jīng)》和《九章算術》。在天文方面,相繼有四部歷法,即太初歷、三統(tǒng)歷、四分歷、乾象歷,還有張衡的渾天儀。
有論者指出:“希臘羅馬的不足使得漢成為當時世界上唯一的技術社會。如果一個漢代人想知道時間,他可以看沙漏或水漏(而希臘人基本上是沒有時間觀念的,其漏具少而簡單),他用指南車可以知道確切的方向,如果愿意,他完全可以不用傳統(tǒng)的木柴、草桿燒火,而使用煤、石油、天然氣這些近代西方文明的能源,他使用的瓷器是世界上最精美的,他的日常用器是先進的鐵器,堅硬而形狀精巧。更重要的是,他能使用紙作為書寫工具,而世界其他地方都還在使用羊皮紙等原始手段...一個漢人如果有病,他可以找官立或私人醫(yī)生,如果想受教育,有官立或私人學校...漢代進行了幾次全國性戶口普查,并有完善的戶口制度,一個人很易了解全社會的結構,如果有需要,他還可以翻開地理志,了解全國的行政建制和地理狀況。相比之下,世界其它地方的大多數(shù)國家對自己的人民和土地只有個模糊的概念。因而,漢代人生活在文明社會的感覺在當時世界的其它地方是見不到的,只有近代歐洲才能產(chǎn)生這種意識,希臘人主要不是生活在現(xiàn)實世界中,他們的自負在精神上是有道理的,但他們的社會原始而且沒有條理?!?/p>
漢元帝時,黃門令史游作《急就篇》,其辭曰:“漢地廣大,無不容盛。萬方來朝, 臣妾使令。邊境無事, 中國安寧。百姓承德,陰陽和平。風雨時節(jié),莫不滋榮。災蝗不起,五谷孰成。賢圣并進, 博士先生。長樂無極老復丁?!?這不僅成為漢代最流行的啟蒙識字課本,也是對那個疆域遼闊、軍威遠播、經(jīng)濟繁榮、社會穩(wěn)定、人民有恥有格的帝國的頌歌。
四、藝術
賦家之心,包括宇宙,總攬人物。
――司馬相如
漢代藝術,一言以蔽之,就是“雄渾”。
司空圖在其《詩品》中,列雄渾為第一品。司空圖對雄渾如此描述:“大用外腓,真體內(nèi)充。返虛入渾,積健為雄。 具備萬物,橫絕太空?;幕挠驮?,寥寥長風。 超以象外,得其環(huán)中。持之匪強,來之無窮?!?/p>
雄渾首先是大。漢代建筑繼承了秦代的特點,以體量巨大著稱,“非壯麗無以重威,且無令后世有以加也”??脊耪{查證實,漢長安城周長達25公里,比當時的羅馬城大3倍,比明代的西安城大10倍。未央宮的面積約為5平方公里,前殿有三座大殿,面積分別是2000、5000、3000平方米,最小的一座也超過了現(xiàn)在故宮太和殿一倍左右。漢武帝的建章宮更為高大壯麗。建章宮號稱“千門萬戶”,東有高二十余丈的風闕,西有數(shù)十里的虎圈,北有大池名曰泰液,池邊有高二十余丈的漸臺,池中有蓬萊、方丈、流洲、壺梁等仙山造型,南有玉堂殿,有神明臺、井干樓均高五十余丈。上林苑周圍廣三百里,有離宮七十座,中有數(shù)十水池,最大的昆明池周長四十里,煙波浩渺,可訓水軍。雖然污廢已近二千年,昆明池的遺址面積至今仍有十多平方公里。
這是一種包裹天地、囊括古今之美。漢代哲學率先垂范?!痘茨献釉烙枴分姓f:“大丈夫恬然無思,澹然無慮,以天為蓋,以地為輿,四時為馬,陰陽為御,乘云陵霄,與造化者俱...故以天為蓋,則無不覆也;以地為輿,則無不載也;四時為馬,則無不使也;陰陽為御,則無不備也?!睗h代最重要的哲學家董仲舒,以儒學為體,綜合道、法、陰陽諸家學說,建構了統(tǒng)一帝國的意識形態(tài)。天文地理、氣象物候、草木鳥獸、政治法令、形體精神等等,都通過陰陽五行相互對應,相感、相生、相勝、相隨,形成一派恢弘而嚴整的宇宙圖景。漢代的史學家同樣胸懷壯闊。司馬遷著《史記》,“網(wǎng)羅天下放失舊聞,考之行事,稽其成敗興壞之理,凡百三十篇,亦欲以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”。班固撰《漢書》,“究西都之首末,窮劉氏之廢興”,亦有“包舉一代”的氣魄。
看看那鋪張揚厲、汪洋恣肆、氣勢恢宏的漢賦。司馬相如的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二賦,雖寫天子游獵一事,卻以此為中心,把山海河澤、宮殿苑囿、林木鳥獸、土地物產(chǎn)、音樂歌舞、服飾器物、騎射酒宴,一一描繪。且舉一段班固的《兩都賦》:“封畿之內(nèi),厥土千里,逴犖諸夏,兼其所有。其陽則崇山隱天,幽林穹谷,陸海珍藏,藍田美玉,商、洛緣其隈,鄠、杜濱其足,源泉灌注,陂池交屬,竹林果園,芳草甘木,郊野之富,號曰近蜀。其陰則冠以九嵕,陪以甘泉,乃有靈宮起乎其中。秦、漢之所極觀,淵、云之所頌嘆,于是乎存焉。下有鄭、白之沃,衣食之源,堤封五萬,疆埸綺分,溝塍刻鏤,原隰龍鱗,決渠降雨,荷臿成云,五谷垂穎,桑麻敷棻。東郊則有通溝大漕,潰渭洞河,泛舟山東,控引淮、湖,與海通波。西郊則有上囿禁苑,林麓藪澤,陂池連乎蜀、漢,繚以周墻,四百余里,離宮別館,三十六所,神池靈沼,往往而在。其中乃有九真之麟,大宛之馬,黃支之犀,條枝之鳥,逾橥□,越巨海,殊方異類,至三萬里。”這就是漢賦作家展現(xiàn)在我們面前的大漢帝國的壯麗景象:江山宏偉,版圖遼闊,物產(chǎn)豐饒,土地肥沃,城市繁盛,宮闕巍峨,商通四海,百工并作,衣錦懷玉,載舞載歌。
再看看那畫像石。畫像石是刻滿浮雕的磚石,通常作為建筑裝飾,鑲嵌在祠堂、陵闕、更多是墓室內(nèi)。畫像石的內(nèi)容同樣包羅萬象、鋪天蓋地,其中有神仙世界,從伏羲、女媧、西王母、嫦娥到雷公、風伯、雨師、牛郎織女;有歷史人物,從周公、孔子、管仲、荊軻到項羽、劉邦以及孝子烈女;有飛禽走獸,從神話中的青龍白虎、朱雀玄武、玉兔蟾蜍到現(xiàn)實中的虎、熊、牛、馬、雞、鴨;有日常生活,從耕作、狩獵、紡織、戰(zhàn)爭到庖廚、車行、歌舞、百戲。而且這么多的內(nèi)容,往往濃縮在一塊畫像石上分層描繪,天上人間,渾然一體,人神鳥獸,雜然相處,構成一個琳瑯滿目、熱鬧非凡、活力四射的世界。
漢代人不僅摹畫了本土的山川、神話和風物,對外來的事物也來之不拒。在一個文明的上升期,人們有無窮的好奇心,奉行徹底的拿來主義??吹叫倥尿T兵優(yōu)勢,漢朝人就開始養(yǎng)馬,訓練騎兵,最后養(yǎng)了幾十萬匹馬,組建了十萬鐵騎去遠征大漠??吹轿饔蛐缕娴霓r(nóng)作物,漢朝人就開始種植苜蓿、葡萄、胡桃(核桃)、石榴、胡麻(芝麻)、胡豆(蠶豆)、胡瓜(黃瓜)、大蒜、胡蘿卜。在藝術上自然也不例外。所以,他們把“大宛之馬,黃支之犀,條枝之鳥”寫進了賦里,也把獅子刻在了畫像石上。魯迅有一次看到幾面漢代古鏡,滿刻著西域的葡萄花紋,不僅感嘆:“遙想漢人多少閎放,新來的動植物,即毫不拘忌,來充裝飾的花紋”,不像后世的中國人,懷著“各種顧忌,各種小心,各種嘮叨,這么做即違了祖宗,那么做又象了夷狄,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”。
漢代藝術有一種渾樸之美。明清的瓷器和家具繁瑣而俗艷,這是一個文明進入衰亡期、生命力和創(chuàng)造力枯竭之后的雕蟲小技,漢代藝術則從來不事雕琢,不求細節(jié)。最能體現(xiàn)這種風格的,莫過于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了。這位一生六次出塞、為漢代立下不朽戰(zhàn)功的戰(zhàn)將英年早逝之后,武帝命令匈奴歸降的士兵為其送葬。黑色的軍陣從長安排列到茂陵,旌旗蔽日,綿延數(shù)十里。陵墓的形狀如祁連山,在陵前則安置了十數(shù)雕塑,是漢代雕塑的代表作。著名的馬踏匈奴,展現(xiàn)的是一匹駿馬把一個垂死掙扎的匈奴士兵踏倒在地的姿態(tài)。石馬驃悍雄壯,形態(tài)軒昂,威風凜凜,展現(xiàn)出不可撼動的氣勢和一個強盛帝國的豪邁與自信。那伏虎看似在伏臥休息,但是前爪粗壯有力,肌肉緊繃,不怒自威,有著決不可以輕侮的力量。還有那蓄勢待發(fā)的躍馬,后腿蜷曲,前腿弓起,馬頭高昂,英姿勃發(fā)。馬腿下部并不鑿空,而是與大地連為一體,顯示出無與倫比的雄渾與厚重。所有的雕塑,都是在成噸重的整塊花崗巖上,刪繁求簡,一氣呵成。
雄渾是一種氣勢。漢代藝術是典型的氣勝于韻,如同枚乘在其《七發(fā)》中描繪的曲江之潮:“疾雷聞百里;江水逆流,海水上潮;山出云內(nèi),日夜不止...蹈壁沖津,窮曲隨隈,逾岸出追。遇者死,當者壞...凌赤岸,篲扶桑,橫奔似雷行。誠奮厥武,如振如怒。沌沌渾渾,狀如奔馬。混混庉庉,聲如雷鼓。發(fā)怒庢沓,清升逾跇,侯波奮振,合戰(zhàn)于藉藉之口。鳥不及飛,魚不及回,獸不及走。紛紛翼翼,波涌云亂,蕩取南山,背擊北岸,覆虧丘陵,平夷西畔。險險戲戲,崩壞陂池,決勝乃罷?!?/p>
這氣勢體現(xiàn)于速度。漢代、主要是西漢,是一個快節(jié)奏的朝代。那是先入關中者為王的速度,那是長安少年“博戲馳逐,斗雞走狗,作色相矜,必爭勝者”的速度,那是長驅千里踏平了匈奴王庭的速度。漢代連行政和驛傳效率都是驚人的,據(jù)學者考證,趙充國率軍平羌戎,從金城上書到長安獲準,璽書回到軍前,前后不過七天,按今日的公路營運里程算,公文日行414公里。
體現(xiàn)這種速度的登峰造極之作是 “馬踏飛燕”。漢代人愛馬,馬是漢代人的圖騰,是古代帝國最重要的戰(zhàn)略資源。為了求得大宛的汗血寶馬,漢人曾經(jīng)遠征萬里。漢代人對馬的熟悉和尊崇,充分體現(xiàn)在這匹甘肅武威出土、后被定為中國旅游標志圖形的銅奔馬之上。這匹馬,軀干粗實,四肢修長,彎尾上揚,昂首長嘶,在四蹄騰空的右后蹄下踏著一只展翅飛翔、回首驚視的燕子?!昂R大宛名,鋒棱瘦骨成。竹批雙耳峻,風入四蹄輕。所向無空闊,真堪托死生。驍騰有如此,萬里可橫行”。這匹風馳電掣的駿馬,正是一個新興帝國朝氣蓬勃、開拓進取、凌厲無前的氣象的最好寫照。
也正因為對速度的崇尚,漢代畫像石中的動物和人,很少有安靜的。龍飛鳳舞,鳥翔魚躍,獅吼虎嘯,馬馳牛走。而人呢,或稼穡,或搏獸,或歌舞,或出游。后世佛像那樣安詳凝思的姿態(tài),悲憫眾生的神情,在漢代美術中是絕對看不到的。這里描繪的人,有自信,沒有自卑;有期待,沒有絕望;有行動,沒有猶豫;有奮發(fā),沒有畏縮,散發(fā)出充沛的活力,反映出漢代的事功精神和征服者的宏大氣勢。
美學家李澤厚先生總結道:“漢代藝術散發(fā)著一種原始的活力和野性,盡管由于處于草創(chuàng)階段,顯得幼稚、粗糙、簡單和拙笨,但是上述那種運動、速度和韻律感,那種生動活躍的氣勢力量,反而由之愈顯其優(yōu)越、高明。盡管唐俑也威武雄壯,也有動作姿式,卻總是缺少那種狂放的氣勢;盡管漢俑也有靜態(tài)的形象,卻依然充滿了雄渾厚重的沖涌力量。唐代的三彩馬俑盡管如何鮮艷奪目,比起漢代古拙的馬,那造型的氣勢、力量、動感就相去甚遠。宋代畫像磚盡管如何細微工致,面容姣好,秀色纖纖,可比起漢代來,那生命力和價值距離很大。漢代藝術那蓬勃的生命力,整體性的力量與氣勢,是后代藝術所難以企及的?!薄皾h代工藝品正是那個琳瑯滿目的世界的具體而微的顯現(xiàn),是在眾多、繁雜的對象上展現(xiàn)出來的人間力量和對物質世界的直接征服和巨大勝利?!?/p>
五、風尚
在山峨峨,在水湯湯。與志遷化,容不虛生。明詩表指,嘳息激昂。氣若浮云,志若秋霜。
――傅毅《舞賦》
漢代的中國人,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。上至帝王將相,下至平民百姓,舞隨興而起,歌脫口而出。漢高祖回到故鄉(xiāng),酒酣擊筑自唱大風歌,“令兒皆知習之。高祖乃起舞,慷慨傷懷,泣數(shù)行下”。漢武帝見到黃河決堤,傷心而歌:“瓠子決兮將柰何?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!殫為河兮地不得寧,功無已時兮吾山平?!崩盍杲敌倥?,置酒賀蘇武歸漢,最后陵起舞,歌曰:“徑萬里兮度沙幕,為君將兮奮匈奴。路窮絕兮矢刃摧,士眾滅兮名已聵。老母已死,雖欲報恩將安歸!”
百姓的歌則“感于哀樂,緣事而發(fā)”。兩漢史籍中記載了許多諷喻時事的民間歌謠,在鄉(xiāng)閭之間廣為傳唱。漢武帝時設立了專門的樂府,采集民間歌曲,漢樂府歌曲的那一份天真率直,后世是難以企及的。日常生活則自舞成風,舞蹈形式多種多樣。有禮儀性的交誼舞,叫“以舞相屬”,主人先舞,再囑咐另一人舞,如此循環(huán)。有擺動衣袖的長袖舞、對舞、七盤舞,還有手持兵器的干舞、戚舞、劍舞,充滿了剛猛之氣。
更有皇室盛大的集體歌舞,象司馬相如在《上林賦》中所描繪的:“撞千石之鐘,立萬石之鉅;建翠華之旗,樹靈鼉之鼓。奏陶唐氏之舞,聽葛天氏之歌,千人唱,萬人和,山陵為之震動,川谷為之蕩波?!?/p>
大致來說,一個愛好歌舞的民族,一個隨興載歌載舞的民族,性格外向率真,少虛偽之心,陰鷙之氣。漢代的中國人正是如此。
漢代的中國人喜怒形于色,性格粗率沖動。學者彭衛(wèi)曾總結道:“從國事到家事,痛苦、思念、恐懼、怨恨、憤怒、歡樂...,幾乎所有的生活場景,幾乎所有的情感,都能讓漢代人淚流不止:來自洛陽的年輕政治家賈誼對國勢維艱“痛哭”“流涕”,不能自己;人過中年處事干練的韓安國流淚告誡梁孝王劉武遵守法度,驕橫的王爺也隨之淚如雨下;宦官趙談被大臣袁盎趕下御車,趙談臉上掛滿了羞辱的眼淚;身處異域的李陵目睹蘇武的堅貞不屈,淚珠打濕了衣襟;曾得成帝寵信的張放,在聽到成帝死訊后,思念哭泣而死;東漢人蔡順的母親生時最怕雷聲,她亡故后,每當天上隆隆雷起,蔡順便繞墓呼喚母親,哭泣不止。”“在漢代,人們的情緒是如此容易發(fā)生轉換,笑與泣僅是一線之隔?!逗鬂h書·周舉列傳》載:安帝永和六年(公元141年)三月上巳日,大將軍梁商在洛水邊大宴賓朋,酒闌之際,忽然有人奏起哀樂。沒有斥責和不滿,聽悲聲,望流水,坐中賓客無不落淚?!?/p>
漢代的中國人性格剛烈率直。愛就愛得驚天動地:“上邪,我欲與君相知,長命無絕衰,山無陵,江水為竭,冬雷震震,夏雨雪,天地合,乃敢與君絕!” 恨就恨得咬牙切齒:“聞君有他心,拉雜摧燒之。摧燒之,當風揚其灰。從今以往,勿復相思。相思與君絕!”“不去此婦,則家不寧,不去此婦,則家不清,不去此婦,則福不生,不去此婦,則身不榮,不去此婦,則事不成!” 罵也罵得痛快淋漓。有學者專門研究過漢代的罵詈語言,發(fā)現(xiàn)漢代人要么直呼“豚”、“犬”、“鼠”,要么直斥“兒”、“兇逆”,不像后世那樣含沙射影,而是率直、質樸、有力。
所以,那時推行禮教,卻沒有象宋代以后那樣以禮教徹底束縛人,甚至以禮教殺人。以男女關系為例,在漢代,女子可以單獨會見男賓,與男子一起出行,一起飲酒。婦女還有多人封侯,擁有爵位和封邑。女子改嫁,在當時根本不以為恥。漢武帝之母立為皇后前,不但有前夫,而且有過一個女兒。而漢武帝得知此事后,非常高興:“何不蚤言!”親自駕車迎接。丈夫無才、無德、貧困、有疾,妻子都可以主動提出改嫁。史籍中記載改嫁次數(shù)最多的,是一個陽武女子張氏,她改嫁了五次,最后一任丈夫是漢初名相陳平。此風一直延續(xù)到三國,魏、蜀、吳的第一個皇帝,都曾娶過再嫁的寡婦。
一般來說,一個文明到爛熟的時候,人們就會發(fā)現(xiàn),天上地下沒有鬼神,死后并無報應,政治只是厚黑學,社會倫理只是遮羞布,只有生存和利益是真實的。這正是中國文明進入明清以后出現(xiàn)的情況。但是在漢代的時候,因為去古未遠,人民性格質樸耿直,中國人是一個認真嚴肅的民族,對天命、尊嚴、忠義、職責等等有著真正的信念,真正的敬畏。
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中說:“君子生而辱,不如死而榮?!?漢代人承先秦余緒,義不受辱者比比皆是。據(jù)學者彭衛(wèi)統(tǒng)計,兩漢史籍記載了200多起自殺事件,自尊和盡忠型的自殺者的數(shù)量最多,幾乎涉及當時社會的所有階層――從皇親貴族到文武百官,從士人賓客到普通百姓。李廣恥對刀筆吏,引刀自剄;田延年不愿“入牢獄,使眾人指笑我,卒徒唾吾背”,自刎死;蕭望之不愿“老人牢獄,茍求生活”,飲鴆自殺;宣帝要將蓋寬饒下獄,后者即引刀自剄北闕下;池陽獄椽王立不知家人受賄,被調查,即殺身以自明;蔡倫恥受辱,沐浴整衣冠,飲藥而死。僅漢武帝一朝,名臣自殺者就可以列出一長串,如趙綰、王臧、李廣、李蔡、張湯、王卿、暴勝之、商丘成等。而最為驚心動魄的大概要算漢初田橫五百士的故事了。劉邦即位后,田橫不愿受辱稱臣于漢而自殺,手下五百人聞訊皆自殺從死,徐悲鴻曾作畫以頌之。
魯迅先生曾經(jīng)慨嘆中國自古就少有敢于“撫哭叛徒的吊客”,在漢代,這樣的吊客卻層出不窮。漢高祖殺了彭越,下令任何人不許收尸,欒布卻公開將之收葬,并痛哭一場。陳蕃被滿門抄斬,朱震棄官而哭,冒死掩埋了陳蕃的尸首,并將其子陳逸藏匿。后被發(fā)覺入獄,朱震誓死不言,陳逸得以生還??兹诒徊懿偎鶜⒑螅晸崾纯蓿骸拔呐e舍我死,吾何用生為!”此外,還有孔車收葬主父偃,云敞棺斂吳章,廉范獨斂薛漢,趙戩棄官葬王允,桓典棄官斂王吉并服喪三年,樂恢為被誅故太守奔喪行服,郭亮收李固尸,楊匡收杜喬尸等等,史不絕書。
與報恩、盡忠相對應,漢代人復仇起來也毫不留情。不同地域、不同階層、不同年齡、不同性別的人,均以復仇為尚。漢武帝欲一舉消滅匈奴,打的旗號就是國恨家仇:“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,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。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,春秋大之!” 最有名的復仇者要算酒泉女子趙娥。在其父被仇人殺死、而自己三個兄弟均病亡的情況下,趙娥一直等候了十余年,才等到良機刺死仇人,然后坦然到縣衙自首:“父仇已報,請就刑戮”。縣令當即決定“解印綬欲與俱亡”,寧可罷官也要釋放她。對兩漢復仇風氣之烈,東漢的桓譚曾感嘆:“今人相殺傷,雖已伏法,而私結怨讎,子孫相報,后忿深前,至于滅戶殄業(yè),而俗稱豪健,故雖有怯弱,猶勉而行之,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。” 漢代從政府到民間對于復仇的寬容和肯定,使懦者勇,弱者強,客觀上激勵了悍勇剛烈的民風。
這樣的社會氛圍,自然是游俠生長的良好土壤。尤其是漢初,華夏大地是一個游俠縱橫的世界。司馬遷說:“今游俠,其行雖不軌于正義,然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諾必誠,不愛其軀,赴士之厄困。既已存亡死生矣,而不矜其能,羞伐其德,蓋亦有足多者焉?!?漢代行俠之人的身份十分復雜,有像朱家、劇孟那樣的閭巷布衣之俠,他們扶危濟貧,聲譽遠播;有像灌夫、郭解這樣富比王侯、役使千家的豪族之俠,他們多橫行鄉(xiāng)里,是政府的重點打擊對象;也有像欒布、汲黯、朱云這樣亦官亦俠的卿相之俠,他們將俠義之道帶入官場,形成了一種“以意氣相尚”的慷慨之風。但是所有的人,共同的特點是信守一種超脫于利害生死關系的原則,這與后世中國人的圓滑世故、但求茍活的普遍風尚是大不相同的。
在那個時候,中國的政治、社會、學術都還沒有定型,是一個為后世建章立制的時代,一個需要“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圣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”的時代。在那個時候,華夏邊疆還有許多沒有探索過、征服過的區(qū)域和文明,廣闊的東亞大陸和中亞草原向中國的軍隊、商人和有志之士敞開。在那個時候,皇帝求賢若渴,用人不拘一格。劉邦一開國就下詔:“今吾以天之靈、賢士大夫定有天下,以為一家,欲其長久,世世奉宗廟亡絕也。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,而不與吾共安利之,可乎?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,吾能尊顯之。布告天下,使明知朕意”。漢武帝的求賢詔就更為著名:“蓋有非常之功,必待非常之人。故馬或奔踢而致千里,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。夫泛駕之馬,跅弛之士,亦在御之而已。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”。
在這個以開拓和征服為主旋律、充滿機會和自信的時代,中國人有的是建功立業(yè)的豪情壯志。三國時候周郎曾舞劍作歌:“丈夫處世兮立功名,立功名兮慰平生。慰平生兮吾將醉,吾將醉兮發(fā)狂吟!”道出的是漢代男兒共同的心聲。他們雄心勃勃,喜歡用“大丈夫”、“丈夫”稱呼自己??吹角厥蓟食鲅矔r的豪華排場,劉邦感嘆:“大丈夫當如是也。”漢武帝時候的名臣主父偃曾言:“丈夫生不五鼎食,死則五鼎亨耳!”趙溫做京兆丞時感慨:“大丈夫當雄飛,安能雌伏”,棄官而去。班超當抄書小吏時聽說匈奴為患,嘆道:“大丈夫無它志略,猶當效傅介子、張騫立功異域,以取封侯,安能久事筆研間乎?”于是投筆從戎。梁竦自負其才,登高而嘆:“大丈夫居世,生當封侯,死當廟食?!标愞鍤q就立下大志: “大丈夫處世,當掃除天下,安事一室乎!”
因為渴望建功立業(yè),漢代人常常毛遂自薦。漢武帝剛即位,征天下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,“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,自炫鬻者以千數(shù)”。東方朔的自薦書說:“年十三學書,三冬文史足用。十五學擊劍。十六學《詩》、《書》,誦二十二萬言。十九學孫、吳兵法,戰(zhàn)陣之具,鉦鼓之教,亦誦二十二萬言。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。又常服子路之言。臣朔年二十二,長九尺三寸,目若懸珠,齒若編貝,勇若孟賁,捷若慶忌,廉若鮑叔,信若尾生。若此,可以為天子大臣矣。” 漢武帝計劃遣使說服南越王歸降,年方二十的終軍即自請“愿受長纓,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?!崩蠈⒁彩橇沂磕耗?,壯心不已。漢宣帝時,羌族侵犯邊塞,宣帝派使者問七十多歲的趙充國誰可以為將,趙充國當仁不讓:“無逾于老臣者矣?!?光武帝時武陵五溪叛亂,漢軍戰(zhàn)事不利,六十二歲的馬援請求自己將兵征討,總算說動了光武帝。離別前,馬援對友人杜愔說:“吾受厚恩,年迫日索,??植坏盟绹隆=瘾@所愿,甘心瞑目”。
對于漢代中國人的整體形象,黃留珠先生曾總結道:“總觀秦漢時代人們的精神風貌,其喜歌嗜舞,富于積極的進取精神;具有高度的事業(yè)心、責任心和自尊心;西京尚任俠,東都祟名節(jié);時俗重讓敬賢,少節(jié)烈觀,惠怨必讎,評品成風。它給人們留下的基本印象,是可以用“生氣勃勃”四個字來加以概括的?!辟R昌群先生則在其所著《漢唐精神》一文中指出:“漢唐兩代,民族生命力極強,凡生命力強健之民族,乃能明禮法,重服從,守紀律,勇敢活潑,尚禮制而富感情,恥為狡詐虛偽之事,此所謂“野蠻的文明”。今日中國正需此種“野蠻的文明”。
俱往矣。先民們龍騰虎躍、如火烈烈的身影,已經(jīng)模糊、消失于歷史的重重迷霧之中,顯得那么的遙遠,那么的陌生。
然而,他們卻是我們的祖先。
六、結局
樂游原上清秋節(jié),咸陽古道音塵絕。音塵絕,西風殘照,漢家陵闕。
――李白 菩薩蠻
公元220年,當了31年傀儡的漢獻帝被廢,漢朝正式滅亡。
對漢代的滅亡,有各種解釋。漢代不禁止土地兼并,隨著越來越多的農(nóng)民成為佃農(nóng),給地主繳納十分之五的田租,國家租稅雖輕亦無濟于事,因此到朝代后期,人民生活困苦不堪。漢武設立內(nèi)朝,削弱丞相之權,為外戚和宦官之權勢大張埋下了禍根,到東漢后期遂不可遏制,朝政一團黑暗。漢代的地方行政長官本來權限就很大,賴有中央派出的刺史監(jiān)督,但東漢光武帝為節(jié)省來回費用,竟下令刺史不必進京報告,坐鎮(zhèn)地方即可,離心勢力從此惡性滋長。當然還有偶然的因素。東漢從和帝到靈帝,沒有一個皇帝活過三十六歲,連續(xù)九個皇帝平均壽命不足二十年,在位不足十二年,沒有一個王朝經(jīng)得起這樣折騰的。
然而君子之澤,五世而斬。在漢末桓、靈帝時,王綱解紐,宦官專權?!逗鬂h書》寫道:“主荒政謬,國命委于閹寺,士子羞與為伍,故匹夫抗憤,處士橫議,遂乃激揚名聲,互相題拂,品敷公卿,裁量執(zhí)政,鯁直之風,于斯行矣。” 在野的處士,在朝中下級官吏和太學生,為了維護儒家理想中的君主政治,聯(lián)手奮起反擊。太學生們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(guī)模的學生請愿運動,中下級正直官吏則在此鼓舞下打擊宦官及其親朋。雖然這些人(時稱黨人)一次又一次遭到打擊、驅逐和殺害,卻前赴后繼,社會輿論則向他們一邊倒,黨人的領袖張儉被官府追殺外逃途中,許多人冒死掩護,成百人受牽累而破家滅族。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,為漢代人勵志敦行的品格添上了濃墨重彩的最后一筆。
而漢的武力依然不可輕視。東漢末年,羌族為患,護羌校尉段颎率領輕騎窮追猛打,出塞二千余里,大小戰(zhàn)一百八十次,斬殺三萬八千余人,徹底平定了東西羌的叛亂,漢軍僅戰(zhàn)死四百余人。公元170年,在黃巾軍橫行中原、帝國風雨飄零之際,西域的疏勒國反叛中央,涼州刺史孟佗立即發(fā)兵征討,據(jù)《曹全碑》記載,這次遠征疏勒王“面縛歸死”。有史學家感嘆:“國恒以弱滅,而漢獨以強亡”。
漢的雄強,其流風余緒一直延續(xù)到三國。漢家三分后,周邊的民族依然不能與之對抗:曹操北征烏桓,觀滄海而還;諸葛亮七擒孟獲,平定南中;孫權派甲士萬人浮于海,東渡臺灣。三國時期,江山如畫,一時多少豪杰!其慷慨激昂之氣,千載之下,仍然令人神往。
自公元前202年劉邦登基,到公元220年獻帝被廢,除去中間王莽的短暫篡權,漢統(tǒng)治中國超過四百年,是中國歷史上歷時最長的統(tǒng)一王朝。即使把后期董卓入洛陽、漢朝皇帝名存實亡的年份都去掉,漢代在歷代統(tǒng)一王朝中還是享有最長的國祚。歷史上每當群雄割據(jù)、軍閥混戰(zhàn)的時候,漢總是一個具有號召力的旗號。西晉末年,匈奴人劉淵稱王,都以漢為國號,以漢高祖后嗣自居。最后一個漢政權(陳友諒)出現(xiàn)在1360年,四年以后被朱元璋所滅,這時,離漢朝滅亡已經(jīng)有一千多年了。
漢的滅亡,不是簡單的一個朝代的更迭,而是一種精神的遠去。在董卓焚燒洛陽的沖天大火中,在五胡亂中華的遍地狼煙中,在魏晉名士縱情背俗的清談中,在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蒙蒙煙雨中,中國的原生文明結束了。
中國原生文明的結束,也是華夏民族少年時代的結束。漢代滅亡之后,經(jīng)過短暫的魏晉統(tǒng)治,五胡十六國隨后而來,中原漢族十不存二,長安人口曾減少到不足百戶,漢族在北方一度成為少數(shù)民族。與此同時,中國文明對以佛教為代表的印度文明進行了深度吸收,佛法大興。到了隋唐,由于胡漢血統(tǒng)的混雜和中外文明的嫁接,華夏民族煥發(fā)出新的活力,中原古音卻已不可覓。宋代“郁郁乎文哉”,思想界頗有創(chuàng)造,工商和技術異峰突起,但是已經(jīng)沒有了漢唐的氣魄、事功精神和社會組織力,文明精致而內(nèi)斂,趨于虛偽、畏縮和病態(tài)。至于明清,君主專制登峰造極,整個民族的思想裝入牢籠,士大夫廉恥喪盡,人民茍且偷生,社會一盤散沙,世事糜爛以至不可收拾。可以說,漢代滅亡以后,中國充滿生命力的原生文明即一去不復返了。
中國的原生文明是深沉厚重的。如黃土高原之廣闊,如九曲黃河之綿長,如黃鐘大呂之鏗鏘。大禹“鑿龍門,通大夏,疏九河,曲九防,決渟水致之海,而股無胈,脛無毛,手足胼胝,面目黎黑,遂以死于外,葬於會稽”。周的早期艱苦卓絕,一直在戎狄環(huán)伺之中戰(zhàn)斗、遷徙、生存。各個主要諸侯國的創(chuàng)業(yè)也備極艱辛。姜子牙封于齊國,四方不定,只好“夜衣而行,犁明至國”,總算從萊人手中保住了封地。楚國在南方的濕熱瘴癘之地,“篳路藍縷,以啟山林”。秦人則是被迫離開故土,在西部的荒原上與戎狄殊死搏斗才站穩(wěn)了腳跟,幾代先王戰(zhàn)死疆場。這種艱苦的創(chuàng)業(yè)史,無疑在華夏先民的精神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加之“天命靡常,惟德是依”,作為一個有深刻歷史意識的民族,眼見著多少諸侯方國的興衰存亡,更使人誠惶誠恐。周滅商以后,沒有絲毫勝利者的洋洋自得,反而充滿了敬畏和誡懼。翻開一部《尚書》,到處是自省、自責和告誡?!吨軙ふ僬a》中,召公向周成王講:“我不可不監(jiān)于有夏,亦不可不監(jiān)于有殷。我不敢知曰,有夏服天命,惟有歷年;我不敢知曰,不其延。惟不敬厥德,乃早墜厥命。我不敢知曰,有殷受天命,惟有歷年;我不敢知曰,不其延。惟不敬厥德,乃早墜厥命?!?《周書·康誥》是周公封康叔時的誥詞,全文中有六段以“王曰嗚呼”為發(fā)端之詞,最后告誡“惟命不于常,汝念哉!”周公的深憂遠慮,可見一斑。漢朝是在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,殷鑒不遠,天日昭昭,所以漢代皇帝的詔書多懼詞,深怕無德不明,唯恐下情不上達,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。整個漢代,有庸主而無暴君,皇帝小心謹畏,多能蒙業(yè)而安。漢武帝更化改制,勞師遠征,在有人看來純粹出于好大喜功,但是他自己的解釋似乎更為合情合理:“漢家庶事草創(chuàng),加四夷侵陵中國,朕不變更制度,后世無法;不出師征伐,天下不安;為此者不得不勞民” 。他對太子說:“吾當其勞,以逸遺汝,不亦可乎!”這種無時不在的憂患意識,使整個民族不崇尚浮華,不流于逸樂,有一種極為深遠的眼光,極為質樸的性格和極為堅韌的力量。
中國的原生文明又是剛健進取的。中國的遠古神話充滿著強烈的英雄氣息,有人這樣寫道:“伏羲、神農(nóng)、黃帝、炎帝,或創(chuàng)世紀,或創(chuàng)文明,或拓大荒,或開民智,或奮身為天下先,或舍身為天下法。鯀與大禹父死子繼,以身濟世,拯民黎于水火,蚩尤共工九死不悔,雖失敗而壯志不屈,天地為之崩陷。夸父逐日,體現(xiàn)了對于神靈的藐視。而精衛(wèi)填海,則表現(xiàn)了對宿命的不馴。”商代,商湯在沐浴之盤上刻銘自警:“茍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。至于周,“周雖舊邦,其命維新。”周滅商之后,即用分封方式,一路沿黃河下游東進,一路沿漢水南下,積極進行軍事殖民,國勢繼續(xù)擴張。各個主要諸侯國也有這種精神。楚國從荊山上的小國起步,發(fā)揚蹈厲,愈挫愈奮,先是席卷江漢平原,繼而囊括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(qū),一直到達波濤蕩漾的東海。秦國自開國以來,歷代君主朝乾夕惕,前赴后繼,各級官吏兢兢業(yè)業(yè),累日積勞,以富國強兵為目標,連續(xù)幾個世紀不斷向外開拓。始皇奮六世之余烈、掃平六國、一統(tǒng)四海之后,也絲毫沒有懈怠,而是筑長城,修馳道,北逐匈奴,南平百越。到了西漢,中央政權繼續(xù)保持攻擊態(tài)勢,定都于西北前線,通西域,克朝鮮,伐交趾,征西南夷,在秦的基礎上,又將疆域擴大了一倍多。
中國原生文明還是一種具有高度社會凝聚力的文明。在中華遠古時期,在嚴酷的大自然和你死我活的部落戰(zhàn)爭面前,一個氏族集團必須團結一致,“兄弟鬩于墻,共御外辱”,非此不足以自保,不足以圖存。周行封建,各諸侯尚處于小國寡民、華戎雜處的階段,出入相友,守望相助。到春秋戰(zhàn)國,列國爭雄,四夷交侵,各國君臣民眾各安其位,上下一心,眾志成城,以保宗廟社稷,爭生死存亡?!对娊?jīng)·秦風》中這首詩反映的心態(tài)是很典型的:“豈曰無衣?與子同袍。王于興師,修我戈矛,與子同仇! 豈曰無衣?與子同澤。王于興師,修我矛戟,與子偕作!豈曰無衣?與子同裳。王于興師,修我甲兵,與子偕行!”。到漢代,封建制度衰微,封建遺意尚存。呂思勉曾舉一例。漢景帝時,其子臨江王劉榮獲罪到長安受審,出發(fā)時軸折車廢。劉榮年少無功,封于臨江的時間也不長,但是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:“吾王不反矣!”。這種樸素的君民一體的感情,后世無有。漢代的太守作為地方長官,有權自己任用屬下,權力相當于不世襲的諸侯,上下臣屬“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難之間”。而就整個國家而言,天子有保民安邦之責,群臣有不辱使命之義,百姓有忠君報國之心,民族向心力極強。漢代政府撫恤鰥寡,人民盡忠盡責,全民共御外侮,頗有天下一家的氣象。對匈奴開戰(zhàn)之前,漢廷內(nèi)部雖然有激烈的爭議,但是一旦作出決策,所有人即不計前嫌,全力以赴。
談起中國文明,后世中國人每每神往的是唐朝。歷來強漢盛唐并稱,兩個朝代均定都長安,疆域遼闊,經(jīng)濟發(fā)達,文化昌盛,聲威遠播。但是細究起來,兩者的精神氣質有著本質的不同。
唐代是一個大有胡氣的朝代。不僅唐的皇室有胡人血統(tǒng),更重要的是,唐對外國文化的吸收,其廣度和深度是驚人的。如果說,漢代人對外來事物的吸收多限于實用領域(馬匹、農(nóng)作物等),其余的只是出于好奇和用于點綴的話,那么,唐代人則是兼收并蓄,完全沉迷于其中了。元稹詩云:“自從胡騎起煙塵,毛毳腥膻滿咸洛。女為胡婦學胡妝,伎進胡音務樂。火鳳聲沈多咽絕,春鶯囀罷長蕭索。胡音胡騎與胡妝,五十年來竟紛泊”。印度的佛學、醫(yī)學、歷法、美術,中亞的音樂、舞蹈,西亞的襖教、景教、摩尼教、伊斯蘭教,紛至沓來,中華世界從此面目全非。唐代宮廷十部樂中,除燕樂、清樂之外,全為外來樂曲。唐人大規(guī)模地穿戴異族服飾,蔚為時尚,以至于司法參軍無法捕捉“胡賊”。
正是這種空前的胡漢文化的雜交,唐初的中國重新恢復了活力,大唐文化顯得大氣磅礴,異彩紛呈,燦爛奪目,甚至有點光怪陸離。在詩書樂舞全面成熟的背后,在長安酒肆的歡快嬉鬧聲里,在一片浮華和喧囂之中,生活的幸福和文化的創(chuàng)造似乎都到達了定點。這個民族已經(jīng)失去了深厚的內(nèi)在力量,失去了深沉的憂患意識,失去了雄強凝重的品格,失去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野性。待到“漁陽顰鼓動地來,驚破霓裳羽衣曲”,唐代國勢即急轉直下。盛唐之音,迅速轉變?yōu)轭j喪、傷感和孤高的晚唐之調,開宋代精神之先聲。
所以,漢人武功遠勝唐人。漢代全民皆兵,唐代主要是府兵。漢的遠征軍基本上是華夏子弟,唐則多用胡兵番將。漢前有匈奴、后有西羌之亂,均漸次蕩平。唐最輝煌的軍事成就是大破突厥,但是突厥只是松散的部落聯(lián)盟,其政治組織力與匈奴相去甚遠,到吐蕃、回紇興起,唐軍便束手無策,只能坐等敵人內(nèi)亂。終兩漢之世,漢帝國的都城從來沒有被異族攻陷過,這種情況在中國統(tǒng)一王朝的歷史上,除了短命的秦隋以外是絕無僅有的。而唐朝中后期有“京師三陷,天子四遷”之苦,為了平息安史之亂,甚至允諾回紇兵在長安洛陽縱兵搶掠作為報答。后來住在長安的回紇人以三百騎攻宮門,驅逐長安令,掠人子女,唐政府均忍氣吞聲。
漢強,唐盛。漢質勝于文,唐文質彬彬。漢雄渾凝重,唐輝煌壯麗。漢如質樸剛健的壯夫,唐如雍容華麗的貴婦。漢是初升的紅日,朝氣蓬勃;唐是正午的太陽,燦爛炫目。華夏民族在春秋戰(zhàn)國爆發(fā)出驚人的創(chuàng)造力和生命力,在漢代進入全面開拓時期,氣勢恢弘。唐代借助外來文化的強烈刺激,再一次顯示出勃勃的生機和闊大的氣象??上В@已經(jīng)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。
在今天西安市西北的咸陽原上,有九座西漢的帝陵。它們東自高陵縣,西至興平市,一線排開,綿延百余里。最東端是景帝陽陵,從東到西依次是高祖長陵、惠帝安陵、哀帝義陵、元帝渭陵、成帝延陵、平帝康陵、昭帝平陵。最西端是漢武帝的茂陵,這是漢陵中最大的一座。陵上密布蒼松翠柏,四周有功臣貴戚墓27座,那是一連串流傳至今的名字:衛(wèi)青、霍去病、金日磾、霍光、公孫弘、李延年、李夫人。。?!,F(xiàn)在,他們都長眠于地下,連同一個民族曾經(jīng)擁有的夢想、血性和榮光。
斯人已逝,那盛大的功業(yè)、絕代的風華和宏偉的宮殿也隨之湮滅。公元237年,魏明帝下令宮官把殘存在漢長安城的銅器拆走,移到洛陽,其中包括漢武帝鑄造的高二十丈的捧露盤仙人。傳說宮官拆盤之后,金銅仙人潸然淚下。唐代詩人李賀為此寫下了著名的《金銅仙人辭漢歌》:
茂陵劉郎秋風客,夜聞馬嘶曉無跡。畫欄桂樹懸秋香,三十六宮土花碧。
魏官牽車指千里,東關酸風射眸子??諏h月出宮門,憶君清淚如鉛水。
衰蘭送客咸陽道,天若有情天亦老。攜盤獨出月荒涼,渭城已遠波聲小。
謹以此文紀念一個逝去的時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