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船報》記者從中國船舶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第七一九研究所獲悉，1月9日，我國船用核動力專家張金麟院士因病逝世，享年87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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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圖/來源：中國工程院院士館網站 侯藝兵 攝

張金麟院士主要從事核潛艇研究。1936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灤南縣。1960年畢業(yè)于哈爾濱工業(yè)大學，獲工學學士學位。

張金麟曾任七一九所副總工程師、副所長、所長。從事特種船舶總體和動力研究設計，曾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，1989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，1996年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，1993年中國船舶工業(yè)總公司特等獎。1992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，2007年獲國家高技術發(fā)展建設重大貢獻獎和金質獎章。200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。

據觀察者網、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報道，張金麟院士曾擔任我國某型戰(zhàn)略導彈核潛艇總設計師，長期從事特種船舶總體和動力研究設計工作，為我國核潛艇事業(yè)貢獻了半生心血。在整個項目研制過程中，他帶領團隊克服諸多困難，圓滿完成了祖國賦予的任務。

資料圖/來源：光明網 方斌 攝

2016年，中國科協與光明網聯合主辦的科普中國專欄曾發(fā)布《中國核工業(yè)》雜志發(fā)表的張金麟院士口述實錄文章《張金麟院士：“我此生離不開核潛艇”》。在此，《船報》官方微信全文轉載此文以緬懷張金麟院士。

張金麟院士：“我此生離不開核潛艇”

作者 葉娟

“到最艱苦的地方去”

我出生在河北唐山東部沿海的一個農村里。農村的孩子不像大城市的孩子，能從小因受到父母的影響和啟發(fā)而成長很快。中學的時候，我的想法很簡單，就是要考上大學。那個時候在農村，每天見到的除了打漁的小木船就是拖拉機，所以我就想考一個跟拖拉機有關的專業(yè)，希望自己大學畢業(yè)以后可以分配到拖拉機廠，為我們農村生產隊多生產一些拖拉機。高中畢業(yè)考大學填報志愿的時候，我的第一志愿是長春拖拉機學院，第二志愿才是哈爾濱工業(yè)大學。沒想到，我卻被第二志愿哈工大的動力系錄取了。

進了哈爾濱工業(yè)大學后，受學校的氛圍及蘇聯專家們的影響，我開始漸漸有了抱負，就是要為建設我們的國家服務。但具體做什么職業(yè)，還是很模糊。記得有一次假期回家，我坐著火車沿途經過長春、沈陽一直到唐山，整個路上都能看到大煙囪、發(fā)電廠，當時就很興奮，覺得或許這就是自己將來要做的事情。

1960年，我大學畢業(yè)的時候，海軍招收畢業(yè)生的一位領導讓我做好思想準備，要我去最艱苦的地方。具體去哪里，干什么，我并不知道。我原本就出生在一個偏僻的農村，所以對去最艱苦的地方并不像有些同學那樣心理抵觸，而是很自然地接受了。

畢業(yè)后，我按要求從哈爾濱去大連第一海校報到。那里集中了300多個當年的畢業(yè)生，統(tǒng)一進行軍事訓練，三個月后進行再分配。但到了再分配的時候，別的同學都到全國各地報到了，我和其他4個人卻遲遲沒有得到報到通知。正在我焦慮的時候，領導又跟我們說：“你們要做好思想準備，到最艱苦的地方去。”最后，由一名海軍少尉將我們領到北京，入住北京西苑旅社，在那里待了一個月才被分配到海軍大院的造船技術研究室，開始了一生與核潛艇的緣分。

為核潛艇研制“白頭”

我的家鄉(xiāng)靠近海邊，船很多。我從小就對海和船有感情，所以當聽說要我從事有關核潛艇的研究工作時，我內心不僅高興，而且有了一份榮譽感。從1961年開始到1966年，我一直在北京工作。因為工作需要，我分別在四個地方做過研究，一個是海軍大院，一個是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，一個是鐵道干校，還有一個是核工業(yè)第二研究設計院。

那幾年大家集中力量搞反應堆。我的任務是研究反應堆一回路里的穩(wěn)壓器。那個時候，我們國家還沒人研究穩(wěn)壓器，我也不知道穩(wěn)壓器是什么，于是我把大量的時間都用在看資料上。

1962年，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，學習美國航母的資料，從理論上進行推演，研究穩(wěn)壓器在運行過程中的原理、作用及功能。通過一年多的學習，我把這些都研究清楚了，并寫出一本完整的資料——《加壓器的原理與計算》。在北京生活的6年里，我并沒有像當初畢業(yè)時領導說的那樣“到最艱苦的地方去”。但在原子能院做研究時，條件也是很艱苦的。那時沒有吃的，我們從坨里的老鄉(xiāng)手里買了地瓜苗，自己種地瓜吃。

到了1966年，中央下發(fā)1號通令，要求我們研究的實驗臺架都要搬到四川去建，于是我就去了四川。這一次是真正去了最艱苦的地方。我是一個比較簡單、比較隨意的人，領導讓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，聽從組織的安排，自己沒有太多的想法。由于我在北京研究穩(wěn)壓器時對一回路系統(tǒng)有所了解，到四川后，組織安排我?guī)ьI十幾個人一起組建一回路系統(tǒng)實驗室。

1969年實驗室建好后，我對一回路是怎么組成、如何運行、關鍵技術在哪里，都了如指掌了。但這個時候，潛艇工程在安裝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困難。在一次討論會上，軍管會的主任說：“讓一回路實驗室那個白頭發(fā)的過來處理?！蔽夷莻€時候頭發(fā)已經白了。軍管會的領導就找到我們室主任，要求調我去參與該工程。我當時并不愿意過去，因為我在一回路實驗室日夜值班三個月，雖然已將一回路實驗室單項設備都弄好了，卻還需要有一個長期運行穩(wěn)定的考核階段，我更愿意留在實驗室，但最后還是聽從了組織的安排。

1972年，由于體制改革，從四川調300人到武漢，我又被調到武漢。到了武漢后，沒有具體任務，當時上海在搞七二八核電站工程，彭士祿就帶著我們十幾個人去了上海。1975年，我們完成了30萬千瓦核電站的初步方案。1983年中，黃旭華給我來了一封信，信里說他希望我能去協助他的工作。當時工程很重要，我就選擇回到武漢工作?；氐窖芯克?，我主抓所里的管理和發(fā)展工作。上世紀80年代，研究所正面臨著“軍轉民”的形勢，撥款也面臨困難。如何保障全體職工的工作任務和工資收入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。于是，我就帶領大家在確保重點任務的同時走市場化道路，在單位沿街建賓館和商店等。這些作為所里創(chuàng)收的手段，效果很好。1992年，我開始擔任所長，一直到我60歲，轉為總設計師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從1960年我大學畢業(yè)與核潛艇結緣，第一代核潛艇讓我很激動的事情有兩件。一次是1970年8月30日，反應堆達到滿功率的實驗。那次實驗讓我很激動，從調試、安裝、實驗，一直到滿功率，我都參加了，而且許多工作都是由我主持的。當時的心情不僅愉悅還很自豪。另一件是我國第一代核潛艇做水下全航滿功率實驗，我在艇上親自指揮。隨后的研制中，也有兩件讓我很激動的事情。一件是首艇交付海軍，一件是導彈艇交付。

彭士祿與趙仁愷對我的影響

從1961年見到彭士祿，一直到現在，我都受他很深的影響。受他影響最大的就是不爭任何名利，只干活。他膽子大，敢拍板，也勇于擔當。但工作他卻很細致，經常拿著計算尺親自幫大家做計算。我們兩個人的家都在北京化工學院，經常一起坐電車從核二院回家。

回家路上，彭士祿常問我：“我今天拍的板，你覺得哪里拍錯了？”現在看來，彭士祿大膽拍下的很多板，都是正確的。我一直把他當作我的老師。彭士祿對我國核潛艇的貢獻大家有目共睹，但其實，他對我國核電發(fā)展的貢獻同樣很大。我隨彭士祿去上海參加“728工程”研討會時，正在研究將熔鹽堆作為核電機型，可是我們幾個人越研究越覺得熔鹽堆技術不如壓水堆成熟。彭士祿膽子大，有一次開會，上海三辦的領導（相當于今天科技局的局長）在場，彭士祿就跟這位局長提出熔鹽堆不適合我們國家的國情，要求改為壓水堆。當時我們幾個人在下面都嚇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心里想那位局長定下來的方針和政策，我們怎么能反駁呢？沒想到，隔了兩天后，這位局長聽取了我們的意見，決定將熔鹽堆改為壓水堆。

1983年，彭士祿到水電部當領導。當時我國要在廣東發(fā)展核電，彭士祿又帶著我們十個人去了廣東參加核電建設。最初的任務是選址，一開始大亞灣核電站的廠址并不是大亞灣，而是選在大鵬灣。彭士祿帶著我們去考察，覺得那個地理位置不適合搞核電站。于是，我們就接著往里走。到了中午的時候，我們爬到海邊的一座小山上，坐在那里吃午飯。那個時候中飯很簡單，一個人一個面包、一瓶汽水。我們一邊吃一邊聊天。山頭下面是海灣，跟香港還有一座山隔著。我們覺得大亞灣這個地方很適合建核電站，后來經過研究就選擇了這片地方作為廠址。

另一位對我影響很大的老師是趙仁愷。核潛艇研制的關鍵時刻，核燃料已經裝在一個吊籃里了，籃子被放在廠房內的平臺上，準備往反應堆里裝。

這個時候，廠房頂部一支冷卻水管壞了，不斷噴水。如果水噴到裝有核燃料元件的吊籃里，后果不堪設想。這個時候，只見年已50歲的趙仁愷飛快地往腳手架上爬。他當時已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，心里只有核燃料。他爬到廠房最高處的吊車軌道上，將那個管子修好，及時排除了險情。那驚險的一幕，讓我非常感動，也讓我銘記終生。作為我們的領導，在危難時刻，自己沖在前面。這種態(tài)度，影響了我一生。

對潛艇的感情言語難表

我國核潛艇從無到有，再到后續(xù)發(fā)展，這一步一步的發(fā)展與技術突破中，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。然而作為小小的一分子，我感到無比自豪和光榮。在整個發(fā)展的過程中，我們克服了很多困難，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，在起步階段，我們搞核潛艇這樣的尖端技術與我們國家當時的工業(yè)水平與管理制度不匹配。但大家遇到困難的時候不畏懼、不退縮。我覺得我們能克服那么多困難，很多時候就是我們堅持“兩個論”——“矛盾論”與“實踐論”解決的。每次遇到不知道該怎么辦的時候，大家就在一起討論。

記憶中最深刻的一次，是大家爭論要不要搞陸上模式堆。大家爭論不休，各自說出自己的理由。最后派我和魏書斌兩人到京西賓館找朱光亞匯報，聽取意見。

朱光亞很細致地一個小問題一個小問題地問，我一一作答。到了最后一個問題也是非常關鍵的一個問題，我回答不上來了。

我記得朱光亞最后一個問題是：“一個一個的單設備、單系統(tǒng)的實驗都驗證過了，那么整個系統(tǒng)裝起來后，你怎樣認定是行還是不行呢？”這個問題正是我們爭論的問題，我回答不上來，只有老老實實地搞陸上模式堆，才能解決朱光亞提的問題了。于是，就統(tǒng)一了我們的爭論。到了工程真正試驗安裝和起堆的時候，周總理講了一句話，這句話對我以后的整個科研影響都很大。這句話是：“一定要確保萬無一失!” 安全是核事業(yè)的生命線。但在當前，我覺得國內有些公眾對核電事業(yè)安全的認識不是那么客觀，對核電安全文化的態(tài)度沒有從實際出發(fā)，而是將歷史上的三次核電事故過于神秘化。

事實上，核電安全從技術上是可以確保的。我國公眾應該以更科學、理性的態(tài)度來對待我們的核事業(yè)，而不是從想象出發(fā)。

我國核潛艇技術的發(fā)展和突破與國家安危及國際地位息息相關，我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后續(xù)潛艇項目早日上馬。我們現在培養(yǎng)起來的這支隊伍在技術上比我們那個時代的人更過硬，也更有智慧，但這代人比起我們那代人，那種對技術追根問底、踏踏實實、一絲不茍的精神卻有些欠缺。半個多世紀過去了，我對核潛艇的情感很難用語言來表達，最真切的感受就是離不開它。

張老，一路走好！

資料來源：中國工程院官網、中國工程院院士館網站、光明網，觀察者網官方微博等